《蔣兆和先生像》以濃墨勾勒蔣兆和先生清癯的面容，以淡墨渲染的《流民圖》傳達出畫中的畫家與畫下作品的畫家心繫蒼生的博愛胸襟；《將進酒》中大段的書法與寫意人物鋪排在文人的似與不似之間；《秋林負薪圖》如夢一般的背景中飄落了樹葉；《月光如水照緇衣》的魯迅像則更讓無數人似曾相識——在小學課本上。

       或許有人不曾知道盧沉、周思聰的名字，但一定見到過以上這些作品。近日，在中國美術館裏“沉思墨境——盧沉、周思聰紀念展”上，還展出更多人們熟悉的作品----《清潔工人的懷念》《機車大夫》《人民和總理》……這些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圖像。作為兩位已故畫家的首次大型合展，“沉思墨境”還呈現了中央美院教授盧沉、中國美協副主席、北京畫院畫家周思聰這對20世紀晚期中國畫壇最具影響力的藝術伉儷在各個時期的探索過程、風格轉變，以及質樸率真、精謐博大的藝術風範。其實他們的作品是安靜的，在展廳中“聆聽”，會聽到這對早逝伉儷對藝術的執著、對後學的提愛和對現實的警醒。

       血的結晶和情的吐露

       “他們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最有才能、最富創造精神的國畫家。他們師承20世紀中國畫人物大師蔣兆和、葉淺予，在發揚中國畫傳統的基礎上，吸收西畫的造型經驗，面向生活、重視寫生，探索表現語言新途徑。”評論家邵大箴所言的《機車大夫》《草原夜月》《礦工圖》，也被很多藝評家視為20世紀下半期中國畫領域開風氣之新的力作，而這只是享年57歲的周思聰（1996年去世）、69歲的盧沉（2004年去世）創作的一些印記。

       這其中不能不提的是兩人于1980年至1984年合作的《礦工圖》：

       《同胞、漢奸和狗》，警察、漢奸和背景滿目的屍體，讓人依稀聽到《辛德勒的名單》中小提琴的悲鳴；《遺孤》中的棄嬰、祖孫、母女，在噩運的漩渦裏淒聲呼叫；《人間地獄》漆黑一團的礦井隧道裏，有閃著怒火的眸子，而《王道樂土》好似一首悲愴的樂曲，壓彎的脊背和沉渾的煤層凝結為一體，形成一種正在聚集的無聲的力量。

       據盧沉的眾多學生回憶，《礦工圖》的構思由盧沉提出，以9幅相對獨立的畫面展現日軍侵華時期從農民背井離鄉到工人當家作主的過程，揭露侵略，呼喚和平和人道。兩人合作完成《同胞、漢奸和狗》後，盧沉病倒，在精神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下，周思聰到遼源煤礦寫生，獨立完成了後面3件作品，同樣因為身體原因未能全部完成。而在改革開放初期，畫面的空間疊加結構和將礦工形象變形處理的畫法還是引來一些爭議。對此周思聰曾表示，重疊圖式錶現空間、時間，是心情的最好體現，“變形是一種語言，寫實也是一種語言，不見得有高低之分”。

       《礦工圖》可以看作盧沉、周思聰創作的一個“節點”，他們“由此從情節性的突顯轉為繪畫性的強化，符合‘三一律’的客觀時空轉化為突出情感的心理時空，寫實的造型轉化為不無誇張的造型”，評論家薛永年説。如中國國家畫院院長楊曉陽所言，盧沉的探索趨向於中國畫筆墨構成的哲學性研究，畫面更為內斂抽象，如1990年創作的《清明》，剪影一般撐傘的人物，在空白的背景中“飄蕩”；而周思聰的晚年創作，由於其患類風濕病，手腳變形無法握筆，從人物畫轉向荷花系列的創作，更注重情感的抒發和表現，就好比在轉型期的《戴月歸》，以淡墨熏染的圓月下，背簍女晚歸的圖景，一種極淡的意境在畫面與觀者之間瀰漫。“她的荷花，繼承了李可染、葉淺予的用線，非常朦朧和高雅，那些在霧裏、雨中的斷藕、殘荷、蓮塘，水氣瀰漫，朦朧綽約，很簡單卻讓人産生共鳴；其實這也是周思聰的自畫像：平淡中有內涵、深沉中蘊博大。”畫家陳建國説。很難想象這些寧靜、深摯的作品，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周思聰患病，只能用手抓著筆創作出來的。據周思聰的學生、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院教師陳愛萍回憶，周思聰經常帶學生去寫生——涼山、邢臺、石家莊，在陰晴變幻的山嵐中體會李可染的畫境，哪怕是腳踝潰爛、全身生紫斑的病重期間。“很長一段時間，她週末回娘家照顧久病的父親，早晚侍候90多歲的婆婆、得肝病的丈夫，關心兒女的吃穿學習，只能是在畫院上班時爭分奪秒地畫，經常站著一畫一整天，讓人看著心疼。”

       在盧週二人的晚年，在上世紀90年代末和新世紀之初，很多畫都是這樣畫下的。在展廳裏，偶爾能聽到當年受益於他們二人的畫家、藝術愛好者，面對盧沉的寫意人物、周思聰的荷花，發出低低的嘆息和哭泣，他們説，這些畫是血的結晶和情的吐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