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起點

       我的父親厐薰琹曾自述：“我從很小就喜歡色彩……”，“色彩與我的關係，我認為不僅僅是愛好問題，它和人類的感情有著牽連，它使我這樣一個孩子，進入了如醉如夢的‘美’的境界”。
   
       1925年當他19歲時，已經走在巴黎的鵝卵石馬路上，奔忙於觀看博覽會與博物館。當時他是何等的興奮!他感到幸運，來到巴黎沒有語言障礙，因為他在上海那所課堂上只許講法語的震旦大學已經就讀了4年。當時，儘管赴巴黎之前，他曾學過一些畫，請教于當時在上海的俄國畫家，但畢竟處於啟蒙階段，還沒有成熟，更沒有定型。年輕的他沒有任何偏見地來到當時世界美術的中心--巴黎。正值12年舉行一次的大型博覽會開幕，他曾不無感慨的回憶：“我是在中國的一個縣城里長大的，後來雖然在上海呆了4年，這4年是在天主教辦的學校裏度過的，等於修道院的生活，從來沒有見過繁華世界，一走進博覽會的展覽館，眼都花了，不知往哪看好……。”
   
       那時的巴黎雲集著各國著名的畫家，畢加索、勃拉克(Braque)、德芳內(Delaunay)、畢卡比亞(Picabia)、萊歇(Leger)、恩思特(Ernst)、阿普(Arp)、尤特裏羅(Utrillo)、凡東根(Van Dongen)、等都是40歲上下的畫家。米羅(Miro)是更年輕的畫家，正在探求從具象到抽象.抽象畫、達達主義已經興起，巴黎的畫壇活躍異常。今日許多大師當時尚未蜚聲畫壇。如杜布菲(Dubuffet)那時還沒有投入繪畫的行列。剛去世不久的畫家莫迪格利阿尼(Modig Liani)因年輕尚無名氣，他畫的一張相當不錯的油畫女人體長久 放在我父親在巴黎租賃的畫室之中，畫商標價1000法郎無人問津。但是無數來自不同國家的畫家以及法國的無數畫家都在巴黎奮鬥，許多畫家居住在蒙巴那斯(Montparnasse)，經常在畫畫之餘聚在蒙巴那斯的幾個著名的咖啡館中，例如古堡爾、杜姆、以及霍東德(又按英音譯勞東特)咖啡館。畢加索、凡東根、尤特裏羅等就常常去古堡爾咖啡廳。許多畫家聚在咖啡廳以調節作畫的神經，同時更重要的是在咖啡廳探求、爭論各種各樣的藝術問題、藝術主張。不僅畫家聚在這裡，“雕塑家、文學家、詩人、文藝評論家、記者、還有交際花，例如‘琪琪’等等”，都經常來到這裡。父親當時就在蒙巴那斯著名的格杭邵米歐赫學習。

       (La Grande Chaumiere)，又譯格朗歇米歐爾，這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布代爾(Bourdelle)的教學工作室。他當時總是坐在第一排靠近火爐的那個矮凳上學畫，也就是圖上第一排靠邊的那位穿棕色衣服的男士所坐的位置。由於他每天都要去蒙巴那斯，經常去咖啡廳，結識了不少法國、德國的各界朋友。當時，他曾畫了一張150厘米左右的油畫，畫的就是古堡爾咖啡廳中的畫家、藝術家的活動，很真實地反映了那時咖啡廳生活的一個瞬間。他把自己畫在後面站立的人群之中，這張畫色彩深沉，用筆奔放。可惜毀於十年浩劫之中。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家中幾乎全部物品都棄之不顧了，唯有父母分別在法國、日本以及30年代的一批畫，千辛萬苦帶在身邊，一直完好保存至50年代。今日回顧上述的一段歷史，可以看到年輕的厐薰琹有幸在一個很高的起點，最好的藝術環境中開始探求繪畫，他沒有藝術的偏見，廣泛的、多方面的汲取藝術營養，藝術的興趣極廣。他曾説：“我在盧浮宮安格爾畫的《泉》前面足足呆了4小時。”五年巴黎的生活，不斷的學習，不斷的探討，造就了他不斷思變、不斷創造 、不甘停頓的藝術靈魂，以及對色彩的敏感和執著的追求。

       但畢竟他到巴黎時僅僅19歲，雖然五年之後，他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在巴黎繼續畫下去從而逐漸成熟起來，當時的畫廊要他留在巴黎，每月2000法郎的生活費，他可以無憂無慮，只需要去畫畫，專心地畫畫。直至今日留學生在巴黎，也不過2000多法郎的生活費，物價是年年上漲，而不是下降，可以想見，在半個多世紀之前，2000法郎的價值。當時巴黎是世界美術的中心，正在德國興起的包豪斯，他雖往來于巴黎及德國之間，但是，厐薰琹覺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不了解中國悠久的藝術傳統，不了解中國五千年的文化。他決心返回祖國，潛心研究中國自己的文化藝術，然後再起飛。作為一個中國畫家，不諳熟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總是一件永遠的遺憾。為此，他毅然的返回正處在苦難中的中國。

       苦難的決瀾社

       從急劇變化的藝術旋渦巴黎回到上海 ，當然會痛感畫壇一潭死水般的寂靜。父親與幾位從巴黎及東京返國的血氣方剛的青年畫家以及在上海的幾位畫家組成了：“決瀾社”。我的母親丘堤則是在日本學習油畫，歸國不久，是當時參加決瀾社的唯一女性。她對日本的侵略深惡痛絕，甚至不願提及曾在日本留學。他們愛藝術、愛中國，為藝術窮困，為藝術獻身。急切、焦慮的心情希望中國的藝壇迅速掀起一陣狂飆，無愧往古的璀燦文化，無愧世界藝術之林。他們可貴的熱忱無可指責。面對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及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他們具有高漲的抗日熱情，絕不甘心做亡國奴。可惜30年代的一批油畫沒能保存至今。“七七”事變後匆匆離開北平，整個家原封不動的丟下了。畫室中許多大幅油畫無法攜帶，許多畫也沒時間整理就全部拋下，只是匆匆帶了一卷來得及收拾的20來幅畫，其中有一半是在巴黎畫的油畫。然而，至今只留下一張老人肖像。我記得其中還有用刮刀畫的自畫像，表現巴黎蒙巴那斯生活的幾幅畫以及幾幅風格怪誕的油畫，其中有一幅人體受馬蒂斯影響很深，這幅油畫他從來不給人們看，幼年的我不明白，總想把這張畫也展現在客人面前，他卻對我説：“小孩子，不要瞎動!”我反問：“這張畫多好，怎麼了？”他説：“這不是我的。”“這不是你畫的？那你原來告訴我是你畫的。”“你太小，不懂。”當時的我實在是不明白。這短短的對話説明他是多麼強烈的反對抄襲模倣他人，而要努力探尋、創造屬於自己風格而又不同他人的繪畫。我記得那一卷畫中還有30年代的油畫，例如《路》，這張畫有些類似《人生的啞謎》、《如此巴黎》的畫風，又有很大不同。畫中有豬頭狀的人，好似軍閥，又似侵略者，偑有軍肩章；有許多其他怪誕的人形，代表著社會上各種壓榨盤剝百姓的惡勢力；有官僚貪官污吏，有劊子手等等；也有人民的反抗與覺醒，利用蒙太奇手法，有機的交錯重疊，錯綜複雜中有條彎彎曲曲的路，遠處是勝利的希望。《路》、《地之子》、《無題》以及其它一些畫都表現了人民的苦難。但他用畫筆控訴與反抗的同時，從來沒有失去最後勝利的希望。《無題》畫于1934年至1935年，參加決瀾社第四次美展。畫面的右方出現一個巨大的壓榨機的剖面，有三個手指壓在上面，代表了帝國主義、反動勢力以及封建勢力；左方一個愁容滿面的農婦，代表苦難的中國人民以及落後貧困的中國農業；左側的機器人象徵資本主義的發達工業。壓榨機汲幹了百姓的血汗；在畫的左上方遙遠的天際突然出現了芭蕾舞，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又似乎是有望而非完全無望。《地之子》則是參加了第三次決瀾社畫展。這張畫曾遭到恐嚇，當局揚言將進行逮捕，並且不許在報刊上發表。可見，決瀾社既研究藝術，倡導創新，又以極大的熱忱關注被侵略的中國人民的命運。
   
       回顧世界美術的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巴黎很快重新成為世界美術的中心，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在巴黎的外國畫家不必服兵役。如畢加索等畫家一直在巴黎堅持繪畫藝術。第一次大戰結束，很多畫家重返巴黎，使得20年代的巴黎藝術十分活躍。而在第二次大戰中，恰恰是康丁斯基以及其他著名的達達派畫家被法西斯頭子希特勒斥為頹廢分子，驅逐出德國。自193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這段時期，在巴黎及歐美的現代藝術畫壇涌現了許多有成就的畫家。
   
       如果説決瀾社的不足，就是我父親以及其他各位畫家沒有看到中國當時政治經濟是何等落後，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沒有料到抗日戰爭持續八年之久，沒有料到他們當時的生活如此之艱難困苦，根本沒有再畫油畫的可能。我記得當時父親從巴黎帶回來的一件黑呢大衣，不知多少次送進當鋪，等到薪水發下來時再去贖回來。他1930年從巴黎返回上海時，絕沒有料到不久之後，竟然不得不放下油畫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