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繪畫史，乃至整個藝術史上，所謂現代意識，在一定意義上是指發展而言的，實際上主要表現為“新變”，而任何“新變”與獨創都意味著對已往模式與規範的突破。這種突破最初可能是局部的，但量的積累必然引起質的飛躍，最後導致新水墨氣象的出現與新詩情的重鑄。

       馮遠的水墨藝術體現的正是這樣的追求。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堅持在認識傳統、理解傳統的基礎上，與傳統文人畫的“遊戲”筆墨趣味拉開距離，從狹小冷漠的心緒圖式轉向廣闊的現實天地，從簡約淡泊走向雄健博大。看得出，他緊緊抓住筆墨的可變性，將其回歸到民族文化“重、拙、大”的精神傳統，建立自己藝術現代精神的表現形式與語言。他的作品，自《義勇軍進行曲》以來，歷數《百年家國恥》、《歷史》、《創世紀》、《有無相生》、《惑》、《天籟》、《漢魂》等，都顯示了他在材質容量規範下的借題發揮能力，給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作品都表現出對傳統筆墨程式的消解，重組為氣勢宏大、視野開闊、內涵豐厚的精神表現與詩情氣象，讓我們看到筆墨材質的物質性轉化與精神含量的提升。此時，處於詩情中的筆墨語言展示了迥然不同的爆發力與撞擊感。

       在這裡，筆隨心走、墨與情諧的自由是出於全新精神驅使。如《惑》的潑墨大寫、墨色的氤氳幻化、線的滯重艱澀，用以表現人類獲得解放的艱難歷程和對未來理想的哲人式詰問，筆墨下的思想巨人們正面對一永恒命題的沉思，被表現得淋漓而渾然。

       顯然，筆與墨的超越，局部與整體的統一渾然感，具象與抽象的符號置換，線與面的構成，物質到精神的昇華，都顯示了現代性的變革。

       馮遠在一系列的史詩性題材中，建立起自己宏觀的整合方式。其筆墨語言從傳統的疏淡飄逸、逸筆草草中抽離出形態美、黑白構成關係及可變性，又借鑒了西方藝術的造型、體量、結構等美感元素，展示為極具個性化的藝術旨趣與審美追求，那種坦蕩深沉、大氣磅薄的藝術品位與藝術特色，在當代畫壇尤為突出。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自持恒定的古典水墨系統在二十世紀末的“分析”語境中，開始了無奈的“消解”，這就是説，水墨圖式結構的變化首先是語言的變化，而語言的變化又必定是時代、社會和文化綜合作用的結果。

       馮遠在自己的水墨創作中，引人矚目的是加強了理性因素，特別是對哲學、歷史、人生因素的強化，使其作品氣象與詩情、結構與語言更偏于冷峻，結果使藝術的至境氤氳著哲學的啟示與理趣，成為他作品的審美取向。而類型化和概念化的筆墨方式，始終是中國水墨畫的弊端，千百年恒定不變概源於此，它從根本上與繪畫的審美特性背道而馳。馮遠的水墨藝術，其意義正是建立在對這種傾向的克服上。

       就直覺感受而言，我們分明看到畫家的筆墨靈性與風采都反映在語言形式與結構的“轉換”中，他竭盡全力拆解、弱化筆墨傳統結構的邏輯功能與符號意義的單一性，而訴諸筆墨的多義性、表現的豐富性、意義的可增生性與美感的普遍性，並因此使自己的靈性與智慧得到充分的發揮。

       看得出，隨著創造性思維模式的直接延伸便是相應語言機制的更新。馮遠始終強調以“意象”為核心的結構營造，大大豐富了筆墨在新語境中的自由發揮。看來，馮遠更喜歡“意象”疊加的方式，這樣有利於擴大筆墨語言的多義性與耐人尋味的形式美感，這正是現代感與更加深沉複雜的當代人情感、精神所要求的相吻合的語言機制的關鍵之處。

       這種立足於對人類精神、思想層面的精微而大氣的表現，反映了當代中國水墨畫的巨大轉折與變化：從前瞻性的意義上説，馮遠的藝術實踐又説明了“語境”的變化所帶來的傳統水墨語言的自我更新，致使一種新穎的藝術文本伴隨著理性的融入，成為真正意義的創造性水墨文本，它既具有民族藝術的精神風骨與現代活力，又有肅穆莊嚴與運動感。

       任何高層次的藝術都具備精神的深度，馮遠致力於這種博大藝術的整體建構與歷史延伸。因此，解讀馮遠的作品，感覺到其審美空間是極為廣闊的，並帶有極大的精神意義。畫家意在從東西方文化經緯的交織點上，把握題旨的深度與筆墨語言的選擇: 顯然，他立足於這樣的角度—人類文化的精髓既無東西方之分，亦無古今之分，它們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恒性，水墨藝術應該在這一層面發出呼喚，創造出一代既尊重傳統智慧的，又獨闢蹊徑充滿現代創造意識的藝術家及其作品。

       以審美的方式、詩意的手法，對生存的冷峻認知以及思想的洞見與敬畏之心，構成馮遠水墨氣象與宏大詩情的精神源頭。無疑，這需要衝破舊的、狹小的空間，逸出常規、告別古典、拆解經典“文本”的勇氣與自信，一種趨於學術性的、激揚的水墨結構形式以新的面貌出現，它同時也為畫家提供了一份施展才情的空間。

       這一切，都屬於新世紀。（作者：徐恩存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主編，著名畫家、美術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