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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以來，中國畫一直遭際到三個問題的糾纏：如何使筆墨具有現代感和現代情趣，筆墨與寫實造型的關係，以及筆墨與主體精神的表達。最後一個問題可引申至重建中國畫現實功能的層面上。這三點，可以作為考量中國畫家質量的標準。在這個背景上閱讀陳建輝的作品，別有一番體會。在他的花鳥畫作品中，你可以讀到層出不窮的新意：如抽象筆墨、心象、當代精神、實驗、個人心性、豪放與細膩等等。他以自己的方式不動聲色地回到了上述三個問題，他的作品也由此別開生面，構建出全新的花鳥境界。

      陳建輝長期致力於傳統筆墨的研習、思考與總結，同時，學院的系統學習，使他具備了良好的寫實繪畫修養，以此為基礎，他一直尋找融合二者而開新格局的創作之路。在其作品中對筆墨節奏、力度、變化的關注，體現的正是他內心對傳統筆墨精神的追慕。在陳建輝的創作中，筆墨效果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用筆的提、按、頓、挫，用墨的濃、淡、幹、濕等，在畫家的激情統領下，産生出多層次變化，筆法與墨氣渾然天成，水墨交融，氣象萬千。陳建輝的花鳥畫既有文人墨戲般的自由和灑脫，又具西方現代繪畫的光感與色澤。他的花鳥草蟲，多以墨為主，色彩輔之，同時講究墨色對比和相映成趣。墨因色而明麗，色因墨而沉著。並且畫中色彩不受客觀情境的制約，光與色依畫面需要而變幻生發，時而濃艷絢麗，時而清新淡雅，或以色入墨，或純以水墨，均能各臻其妙，彰顯出中國繪畫的蘊籍之美和獨特魅力。陳建輝的花鳥畫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繪畫的元素，特別是陳建輝花鳥畫中具有實驗性特徵的筆墨，這種具有實驗性探索精神的個性化筆墨，使陳建輝的花鳥形象，既未拘泥于傳統，又有別於單純的水墨實驗，在吸收傳統造型優勢的同時，又表現出頗為前衛的審美特點。

      在筆墨中建立當下感受和現代精神，並以此完成筆墨的現代轉換，是陳建輝進行筆墨實驗的根本皈依。因其難度過大，我們可以從其多變的語言中窺測到陳建輝的苦心孤詣。他時而將筆墨做極簡性處理，寥寥數筆，直握機杼；時而大面積渲染，細心勾勒；時而精心設計畫面，照應物象的構成；時而回歸傳統寫意，重溯本源。這種語言的跳躍性正是探索期思維所具的鮮明特徵，對藝術家而言，這是最為寶貴的品質。

      “托物以言志”是歷代中國畫家慣用的創作方式，花鳥畫更是如此。中國的花鳥畫不單是為了表現花鳥之美，更是以描繪花鳥為媒介，抒發和表達作者的觀念、情感和品格。它代表著畫家們觀察、感悟、記憶和表現客觀世界的獨特過程，通過筆墨的自由書寫，抒發出畫家對自然、對人生的思索和追問。因此，很多花鳥畫家經常會創造出寄託畫家主觀情感的藝術形象，這個藝術形象非但不受自然物象的制約，甚至完全可以不與自然相吻合，就好像八大山人的魚、孔雀以及斜眼向天的孤鷲，借此充分展現畫家的心性和品格。陳建輝深諳個中道理，在他的花鳥畫中把握了中國寫意創作的精髓，以簡練傳神的筆墨，生動刻畫物象特徵，用巧妙的構圖和空靈的意境，體現出畫家內心的個性情趣。而陳建輝選擇了蝸牛的形象，在他的藝術語言裏蝸牛象徵了很多崇高的品格。蝸牛的形象反復地出現在他的作品裏，這種看似柔弱、嬌小的軟體生物，在陳建輝的筆下被塑造成身負重荷，躑躅前行的探索者，不畏艱辛在草石間摸索、探尋，昭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勃發的人生理想。同時，蝸牛的神態可掬，也流露出陳建輝灑脫的天性品格，亦賦予了畫面超然的審美意境。

      陳建輝的花鳥具有很多傳統的痕跡，即使其具有實驗性筆墨的傾向，也依然能夠清晰地解讀出他對中國畫傳統中“經營位置”的確切把握。構圖是中國畫的精髓之一，畫面位置經營的好壞也是中國畫重要的評判標準，“馬一角、夏半邊”以獨特的構圖方式和深厚的筆墨功力為後世津津樂道，同時歷代畫家對畫面韻律、形象、位置的刻意追尋，歷代畫論對章法、佈局的深入探討，都是中國畫對構圖講究的最好例證。陳建輝受過多年西畫造型和設計藝術的熏陶，對畫面形式美的追求尤為注重。他作品中具有不拘泥于傳統的題跋方式，這些題跋橫亙于畫面的中央，打破畫面略顯沉悶的平靜，新穎而自由；水墨的單純也因為有了印章的精心安排顯得生氣盎然。執白守黑是中國繪畫的傳統，空白非但不是缺失，反而是一種“弦外有音”的昭示，陳建輝作品中構圖的最大特徵莫過於對畫面節奏的把握和他對執白守黑的深刻體會，在他的作品中淡墨的氤氳、個性的題跋都因為畫面大片的留白而顯得大膽和獨特。

      當然，陳建輝的新筆墨、新格局還在不斷的藝術實踐和探索中繼續成熟和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他一如既往的執著追求和勤奮耕耘，將會開拓出一條獨具面貌的藝術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亦如蝸牛般躑躅前行的陳建輝，也將走向他的藝術理想之境。

    張曉淩 （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助理、 研究生院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