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制度公平方可阻擋“弱勢心理”蔓延

    作者：薛世君

    收入差距加大導致國民“弱勢心理”蔓延，不但農民工、大學生、小商販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甚至在國企、外企有著固定工作月收入上萬元的“白領”、“金領”們也自認弱勢，“大學教授也是弱勢群體”，“醫生是絕對的弱勢群體”等聲音也不絕於耳（11月11日《人民日報》）。

    農民工吃苦受累還被城市排斥，大學生自命不凡卻“現實很骨感”，小商販起早貪黑勉強糊口，他們自認“弱勢群體”並不奇怪， 奇怪的是白領、金領、教授、醫生這些“體面職業”竟然也説自己是“弱勢群體”，這就有點匪夷所思了。更有甚者，連“房地産商是弱勢群體”、“官員是弱勢群體”的説法也“橫空出世”，直讓人瞠目結舌。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指出，“弱勢群體”有三大標準：收入消費低、就業不穩定、缺乏社會保障，以此衡量農民工、大學生、小商販，大體不差，收入差距擴大的解釋還説得過去，但白領、金領、教授、醫生收入不錯、工作穩定，為何還喊“弱”？有句俗話説得好，“人比人，氣死人”，不光是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社會競爭的不公平、相對剝奪感的生發——同一單位同工不同酬；同是拿養老金，機關單位就比企事業單位職工高出一大截；都符合條件，公務員招錄時偏偏幹部子女“近水樓臺先得月”，上演“權力通吃”的活劇——都是“弱勢心理”的酵母。

    更何況面對不公，你得憋著，稍一反映，説不定就成了“社會不穩定因素”，甚至會有把自己“上訪”成精神病人的危險。人不怕窮，怕的是一直窮，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人不怕冤屈，怕的是有冤無處伸，有屈沒處訴，公平公正難尋。這種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利益和權益表達渠道的阻塞，才是“弱勢心理”蔓延的深層原因。

    但似乎又不僅限於此，房地産商沒啥“相對剝奪感”吧，都是剝奪別人，官員也沒啥權力“無助感”吧。利益表達渠道更沒問題，規則就是官員制定的，而房地産商則是強勢利益集團——每遇樓市風雲變幻，中房協之類利益代表就積極“上書”。那房地産商和官員的“弱勢心理”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

    就某種角度而言，政策朝令夕改，政府今天托市明天打壓，房地産商淹沒在不明朗的政策環境中，當然會覺得心裏“沒底”，吃胡蘿蔔的時候挺好，大棒一來，不就“弱勢”了嗎？官員也有官員的苦衷，比如周久耕，因一言之失被“人肉搜索”，面對洶湧民意而被打翻在地時，肯定有一種“現實無力感”；再如李剛父子，本來是一起交通肇事案，就因官員身份而衍生很多微妙民怨，説不定，恰是李剛父子最希望此事能依法處理，好讓事件回歸交通案件本身。

    在一個規則不明確、環境不公平的博弈過程中，人人都有可能成為“弱者”，病人感覺被醫生開了高價藥“弱勢”了，説不定轉眼這名醫生就被“醫鬧”搞得焦頭爛額；一名房奴今日還被開發商毀約漲價，出離憤怒，明日開發商就有可能在拿地時被地方政府坐地起價，敢怒不敢言；釘子戶被官員威脅強拆，徒嘆無力，説不定第二天這名官員就會因為一句“雷語”而被洶湧民意摘掉“烏紗帽”……制度環境的不確定性，註定了每個人都可能隨時淪為“弱者”，“弱勢心理”自然也就隨之不去。所以，阻擋國民“弱勢心理”的蔓延，必須建立清晰明確的規則，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環境——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通暢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公平的博弈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