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拒赴“巴比宴”也不要那麼理直氣壯

　　記者近日獲得確切消息，巴菲特與蓋茨都已經來了，近日將在京一起出席慈善晚宴。由於保密工作做得太好，具體能夠出席晚宴的富豪名單和地點仍是個謎。多家媒體報道，已有一半接到邀請函的中國富豪表示不會去參加這場慈善晚宴。（《北京晨報》9月28日）

　　“巴比宴”真可謂一波三折：開頭風光旖旎，國內輿論指望兩位外國元老能振臂一呼、自己人從者雲集，慈善事業風生水起；接著波詭雲譎，裸捐的背景、逼捐的傳聞，硬生生弄成“鴻門豪宴”，一眾富翁唯恐避之不及；再接著是批判式思維，鞭笞國內“慈”場不足、體制機制沉疴泛起，拒絕赴宴有理、拒絕裸捐光榮，甚至大呼慈善不能崇洋媚外——於是大家都松了口氣，“巴比宴”又回到了八卦的層級。

　　這些天，大家都顯得頗為理性，為“中國富豪為何拒赴‘巴比宴’”找到很多翔實而鏗鏘的理由，這些理由羅列到最後，就是咱可以理直氣壯地不理會“巴比宴”，或者説都別太把這場晚宴當回事——於是，那些本不打算赴宴的富翁終於可以衣冠楚楚地發聲了，譬如“慈善不等於捐錢”、“把企業經營好也是做慈善”云云。這些話充滿了辯證法，原則上無可辯駁，但仔細推敲一下：不捐物不捐錢，難道慈善靠的是“心有靈犀”？企業經營好了是慈善，個人日子過好了也是慈善——因為不需要國家或他人救濟？那麼慈善就是個人人可以“立地成佛”的玄學？

　　等制度建立健全好了再去搞慈善，這話看似理性——遺憾的是，慈善本就是惻隱之心、是悲憫之意，是很感性的東西，屬於道德範疇——它固然需要制度的捍衛與呵護，卻經不起技術層面的稱量與要挾。制度永遠無法完美，但人性可以修補這種殘缺。即便是制度經濟學，也承認非制度因素的強大整合力。捐什麼、捐多少、怎麼捐，制度激勵很重要，更重要的還是一種近乎宗教情懷的價值篤信。若非如此，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封建年代的慈善義行可以感天動地？為什麼慈善發展程度未必與經濟發展層級成正比？

　　關於慈善環境，其實與公權的清廉與否是兩碼事情，不能拿制衡公權的制度思維來界定慈善的可行與不可行。慈善是道德，道德固然要食人間煙火，但道德仍有超功利、超物質的因子——這就好比一個人看月亮，情思綿遠，但這分浪漫不一定是非要華廈美服才能享受。特雷莎有段令人動容的話：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以自我為中心，不管怎樣，你還是要愛他們；如果你做善事，人們説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做善事；將你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可能會被踢掉牙齒，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將你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做慈善，也許未必會有稅收優惠，也許未必會被鎂光燈投射，也許未必會贏得公眾的口碑——這些固然是政府需要反思的問題，但這些，真是個體做與不做的必要前提？

　　拒絕慈善是公民的自由，這自然無話可説；然而，即便我們拒赴“巴比宴”，也請不要那麼理直氣壯，更不要對他人的高調慈善指手畫腳——因為慈善，除了是支撐行動的信仰，更是讓人覺得生活並不那麼赤裸裸的溫情。畢竟，除了吃飯，有時我們還指望靠著她們將日子過得不那麼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