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滌明：加班費“自證條款”不利於弱勢勞動者

    14日，最高院發佈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司法解釋稱，對於勞動者向用人單位追索加班費案件，勞動者應當承擔舉證責任，如果勞動者有證據證明用人單位掌握證據，用人單位不提供，由用人單位承擔不利後果。(9月15日《新京報》)

    加班費問題一直是工人權益受侵害較多的一個方面，也是維權的一個難點。司法解釋會給這個問題帶來突破嗎？過去，勞動行政部門在這個問題上多是説，強迫加班、拒付加班費的情況大量存在，但由於很少接到工人舉報，在保護工人權益上他們也是愛莫能助。可是，原本就是弱勢的工人，他們敢舉報單位或老闆嗎？舉報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加班費討來了，飯碗丟了。這個問題政府部門並非不知道，但是開脫責任的理由永遠是冠冕堂皇的，那麼關於加班費的維權問題，這些年來也就一直無解。

    法院要求勞動者承擔舉證責任，理論上説符合“誰主張誰舉證”的民法原則，然而事實上勞動者提供這樣的證據是很難的，因為勞動作業信息的記錄完全掌握在企業或僱主手裏，而企業或僱主又完全可以用口頭方式傳令工人加班，還可以用口頭方式安排支付加班費或不支付加班費。家族式中小私企中，大多數企業恐怕都是這種管理方式，那麼工人手裏就不可能有“加班證據”。

    “如果勞動者有證據證明用人單位掌握證據，用人單位不提供，由用人單位承擔不利後果”，這個規定貌似很有力度，實則沒有更多的意義——勞動者如果都有了這種“證據”，應該就能證明加班事實的存在了，還需要用人單位再提供嗎？比如，勞動者知道加班過程中有生産記錄，但是光知道不行，必須是“有證據證明”；如果勞動者手裏有複印件、錄音或照片證明生産記錄的存在，這時候實際上就已經完成了對“加班”的證明，用人單位提供不提供還有什麼意義呢？

    筆者以為，司法解釋對於加班費維權問題不大可能實現太多的突破，問題在於維權問題缺少基本前提——勞資雙方權利的對等。在這個問題無解之前，法律途徑解決加班費不是一個可行的辦法，處於弱勢的勞動者也不會感興趣。

    勞動者最需要的是靠得住的權益保障機制，比如工人票選的工會以真正代表和維護工人權益，而不是那些有名無實的“畫餅機制”。今天還有報道説，北京市公佈中秋和國慶節法定假日加班費計算辦法：應按不低於日或者小時工資基數的300%支付加班工資。一到法定假日便有各地政府部門“主動”提醒加班費問題，然而加班費能不能兌現，有多少人得到了300%的加班費，政府部門並不關心，似乎是説：我的責任盡到了，能不能兌現與我無關？如果所有的機關、政策或法律，都是這種指導思想，再多的“解釋”與“提醒”都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