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偽城市化實質是與民爭利

作者：童大煥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接受央視訪談時指出：很多地方宅基地換房，承包地換社保。農民的住宅是合法的財産權益，而社會保障是應該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在哪個國家、在哪個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講，你要獲得我的公共服務，你就要拿你自己的財産來換，沒有過這種事情。所以這是在製造新的不平衡。(2010年8月30日央視《新聞1+1》)

    這是迄今為止我注意到的、對“宅基地換住房、土地換社保”大聲説不的最高級別官員。此前，各地方官員都熱衷於“宅基地換住房、土地換社保”。重慶啟動了據説是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轉市民改革計劃。按照該計劃，未來10年時間內，1000萬重慶農民將有望變成市民。該計劃被當地官員形象地稱為“三件衣服”換“五件衣服”政策：農村戶口捆綁了宅基地、林權、承包地“三件衣服”；城市戶口捆綁著養老、醫療、教育、住房、就業“五件衣服”。

    山東諸城則率先撤銷全部行政村，幾個小村莊合併成大的農村社區，引導農民集中居住。除諸城外，淄博、臨沂、濟寧、德州、聊城等地都推行了“撤村改社區”。然而住上了樓房的農民卻在擔心農具拖拉機還有牲畜往哪放。集中居住距離承包地遠了，耕種很不方便，農民如果把土地流轉出去，租金又很低，怎麼保證一家老小的生活。（2010年8月26日《廣州日報》、8月30日央視《新聞1+1》）

    農民現有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事實上是他們的財産權利，而所謂養老、醫療、教育、住房、就業“五件衣服”，充其量是公民的福利權，二者之間的權利級差非常巨大，就像生命權不可以置換成財産權，財産權也不可以置換成生命權一樣。把不同級差的權利互相混淆和置換，有“混水摸魚”之嫌。我們從來沒有聽説過城市居民必須拿出房屋或者土地來換社保的，為什麼農民就“必須換”，而不是像城市居民一樣“應該得”？

    事實上，這些舉動都是在城鎮建設用地緊缺的情勢下出現的。也就是説，地方政府積極主動“引導”農民上樓，以戶籍改革名義也好,以新農村建設的名義也好，以城市化的名義也好，本意並不在“城市”，更不在人的市民化，而在於“土地整理”。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目的並不在於保障農民的自由遷徙權利和其他各項社會權利，而是為政府進行土地儲備。

    山東的“撤村改社區”和重慶的土地房屋換社保，不過是當前中國新農村建設和所謂城市化運動的一個縮影。當下中國的城市化，出現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不該城市化的地方過度城市化或者説偽城市化；該城市化的地方不城市化。

    此話何解？偽城市化就是如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2010年8月6日舉辦的第8期中國現代化研究論壇上指出的：把小城鎮發展成了戰略重點（此外還有“新農村建設”——筆者注）。很多農民工把賺的錢弄到老家鎮上去建房，而全家還留在大城市工作和發展，這既造成土地資源和農民工財産的嚴重浪費，也不利於市場發育和調動內需。

    而該城市化的地方不城市化，則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2010年8月7日“中國‘十二五’時期的農村改革”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的，中國城鎮化率被嚴重高估，目前統計的6億城鎮人口中，至少有2億人並沒有享受市民的權利。

    中國的城市化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幾乎沒有明顯進展。在各方面的呼籲下，原建設部出臺“人口統計方法的改變”，將工作于城市6個月的人都算做城市人口，於是，城市化率一年上升一個百分點。但是這只是統計口徑的改變而已，除此之外，對入城的農民工和新市民的待遇毫無改變。

    城市化説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物質層面上的樓房化和建制鎮化。歸根結底，城市化、城鎮化是為了人的自由、幸福的，而不是為了地方政府儲備和集中土地的。城市化的真正標誌，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減少，而不是把他們變成亦工亦農、亦城亦鄉的顛沛流離、候鳥一般的“兩棲人”。

　　當前，地方政府熱衷於“整理土地”，還會造成未來巨大的地方債務風險。多數人只看到因土地徵佔而引發的矛盾，很少有人關注到，名為新農村建設、城鎮化或者戶籍改革的地方政府圈地形成巨大的地方債務，而這些地方政府債務最終都有可能表現為銀行的不良資産，從而給我們的金融埋下巨大隱患。因為最終，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並非各地方官員和地方政府可以主導的、想在哪城市化就在哪城市化，而是有它自己的客觀規律，其中，有一些地方註定是要衰落的。人口在集中、在增加的地區，地方債務容易化解；而人口在減少、在分散的地區，政府無節制集中的土地，最後就會空置浪費，由此形成的債務，就將變成呆賬和死賬。（作者為信孚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