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玉西：中日經濟對話超越了經貿層次

    多年來，中日關係“政冷經熱”的特點表明，中日經濟對話也就成了維繫中日謀求合作、化解分歧的一個“基礎平臺”。

    8月28日，在中國第二季度GDP“超日”、中國增持日本國債等微妙背景之下，中日高層在北京舉行的第三次經濟對話備受關注。這是一次定調中日在“後危機時代”經貿關係的“經濟對話”，更是一次全面把脈中日全方位關係的“戰略對話”。

    從時機上看，這是中日兩國在“後危機時代”重新定位經貿合作、開拓新合作空間的一個新起點。

    在“後危機時代”，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兩國面臨的共同課題。進入2010年以來，中日經濟關係出現了兩大變化：一是中國第二季度GDP“超日”，躋身GDP“世界第二”；二是上半年中國大幅增持日本國債，中國從日本的債務國一躍成為債權國。由於兩國經濟地位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這次對話則是對各自“新身份”認可與磨合的開始，多少表明過去中日經貿關係的格局會出現一些變化。比如，日本對華資金援助、日本在華的投資、中日的技術優勢等議題都在發生一些改變，需要中日梳理這些微妙的變化，探討與開拓兩國經濟新的合作空間。

    從規格上看，“中日經濟對話”作為兩國間最高級別的經濟合作機制，呈現“級別高、規模大、影響深”的特點。

    這次經濟對話，日本代表團由外相岡田克也等6名核心內閣大臣和3名副大臣率隊，總人數達到120人——無論是規模還是人數都是最多的一次；中國出席對話的官員則包括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部長、商務部部長和財政部部長等。很顯然，這次經濟對話不僅延續了過去“規格高”的特點，還出現了“陣容更豪華”的新趨勢。中日3次經濟對話的舉行表明，兩國都對“中日經濟對話”機制愈加重視，類似對話擺脫了日本政壇頻繁動蕩、中日曆史問題等政治因素的衝擊，表明“中日經濟對話”機制日趨常態化、穩固化。

    從議題上看，這次對話超越了單純的經貿議題，呈現出“議題更廣泛”的新趨勢，多少承擔了把脈中日關係全方位發展的新使命。

    從中日媒體披露的議題看，其內容不僅包括經貿、環保、資源等經濟問題，甚至還包括了軍事議題、海洋爭端等政治議題。早在8月25日，日本外相岡田克也就透露，稀土議題是這次中日對話的重要議題之一。也有日本媒體披露，中日兩國外長將會就海洋權益等問題舉行會談。很顯然，與中日之間的經濟議題相比，中日之間的軍事交流、海洋爭端、戰略資源等議題相對敏感，更需要通過對話尋求共識。正因為這個平臺的重要性，所以事實上它著眼的不光是經濟議題本身，也在把脈中日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長遠走勢，為未來兩國關係的平穩發展創造新的對話機制。

    多年來，描述中日關係呈現“政冷經熱”的特點表明，中日經濟關係相對政治關係而言更為穩定，中日經濟對話也就成了維繫中日謀求合作、化解分歧的一個“基礎平臺”。在筆者看來，由於中日經貿合作對兩國經濟發展、亞太穩定乃至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性，中日之間的“經濟對話”意味著兩國關係全方位對話平臺的機制化，將是兩國關係對話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