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城市化應體現出對農民的實質正義

作者：李鴻文  

    種種跡象顯示，中國社會正在加速城市化進程。《廣州日報》26日報道，山東多地正在推行撤村改社區。而比山東力度更大也更引人注目的則是位於中國西部的直轄市重慶，據《重慶晚報》報道，重慶將在10年內讓1000萬農民轉戶進城。 

    重慶的大動作，法理依據是本月初正式實施的《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居民轉戶實施辦法(試行)》。在接受《楊瀾訪談錄》採訪時，重慶市長黃奇帆重點介紹了戶籍改革的出發點及重慶市為此作所的努力和準備，認為關鍵是“解決好農民工問題”。

    城市是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也是人類文明的標誌，既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也衡量其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城市化是人類進步必然要經過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結構變革中的一個重要線索，經過了城市化，標誌著現代化目標的實現。這是理論界的共識。

    而就在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老二”之際，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對未來中國的發展給出的“藥方”，也是中國需要加快城市化進程。與此同時，國外媒體也在關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美國《外交政策》發表文章稱，未來20年世界將經歷規模和速度均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擴張，正在崛起的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兩國將在新的城市化時代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如果不能體現出對中國農民的“實質正義”，則毫無意義可言。曾幾何時，城市和農村的剪刀差製造出社會鴻溝，一張城市戶籍，以及由此寄符的權益憑證，冷冰地將人分成城裏人和鄉下人，城市成為農村人嚮往的天堂。黃奇帆市長提到要“解決好農民工問題”，儘管“服務”比“解決”可能更妥當一些，但在中國社會，農民工問題需要“解決”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問題在於解決的路徑和宗旨。

    仔細研判《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居民轉戶實施辦法(試行)》，其“總則”中闡明了宗旨是“加快城鎮化進程”。而其“轉戶條件”中，則要求購買商品住房、務工經商五年以上、投資興辦實業累計納稅10萬元或一年納稅5萬元以上，而且，前提還有“具有合法穩定住所”。“加快城鎮化進程”沒問題，但如此苛刻的轉戶條件，至少説明二個現實：一、城市戶籍有一定門檻；二、城市戶籍是一玫被城市所接受的獎章。悖論在於，一、既然是解決農民工問題，城市有什麼理由設置門檻？二、如果農民工滿足了上述條件，又何必需要城市戶籍這玫獎章？而如果真是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根本就不應附加額外條件，不應要求農民工在被城市化之前，為城市GDP尤其是房地産業作出貢獻。

    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誤區在於，不是將城市化理解為一個社會學概論，而是僅僅作為一個人口學、地理學，尤其是經濟學的概念。山東推行撤村改社區，根本的出發點是為了解決土地的利用效率問題，農民有被城市化之嫌。重慶1000萬農民轉戶進城，是為了向城市的GDP作出貢獻，而隨之而來的則是農民以土地換身份，交出農地和宅基地，換取城市戶籍，本身就暗示了農民低人一等的社會地位，有失社會公正。在農民迫切需要和城裏人享受同等待遇時，拒絕之，排斥之，相反，到了城市發展遇上瓶頸，城市福利漸趨式微甚至還不如土地有保障時，則打起農民進城主意，則更顯功利和無情。

    城市化本是一個自然進程，城市化是進步，自然選擇的“逆城市化”則是更大的進步。解決戶籍問題，重點在於解決城鄉之間的公平與公正的命題，而拿戶籍為獎章，並設置一定門檻，則強化的戶籍的施捨意義，農民工不能享有到權利的實質正義，也強化了不公平與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