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社論：反對動用公權力壓制輿論監督

　　黨的十七大以來，我們已經明確了輿論監督是對黨政、司法等權力進行有效監督的方式，而現在，認真調查、敢於批評的記者卻被人們認為是高危職業，這是對新聞事業的扭曲，也不利於媒體為黨的工作服務。只有落實媒體的批評權，新聞媒體的監督權才能真正落實，我們反對一切利用公權力壓制輿論監督的行為。

　　據報道，《第一財經日報》報道紫金礦業污染事件的記者邵芳卿家屬前日駕車時遭遇撞車，駕駛室門被撞爛，所幸大人小孩有驚無傷。湊巧的是，與其並肩揭開紫金礦業公關記者灰幕的《中國青年報》記者陳強，前天家屬車輛也被撞，所幸也沒人受傷。兩起車禍發生在同一天，又恰恰發生在同時揭開紫金礦業“封口門”的兩個記者的家屬身上，我們當然希望這只是一個巧合，但事情似乎沒那麼簡單，更有意思的是，兩個記者的家屬雖然遭遇“撞車”，但都很巧合地無人受傷。

　　真相如何尚待公安機關調查，目前尚不好下結論。但這種巧合令人倍覺蹊蹺，報復性人為事故的可能較大，因為記者採訪遭遇威脅乃至實質報復的事件屢見不鮮。紫金礦業污水洩露事件被揭露以後，已有六家媒體稱其記者曾在調查污水洩露事件中拒絕紫金礦業的封口費。如今，兩位做批評報道的記者家屬遭遇離奇車禍，將這起重大新聞事件進一步推向高潮。,如果最終被證實撞車事件背後有黑幕，那便是一起極為嚴重的打擊報復輿論監督的刑事案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日，《經濟觀察報》貼出聲明，嚴厲譴責浙江麗水遂昌縣公安局通緝該報社記者仇子明。今年6月5日，仇子明采寫了批評性報道《凱恩股份“偷天換日”謎團》，之後不僅記者本人多次遭到恐嚇，《經濟觀察報》社也多次遭到該公司的危機公關。在點對點的危機公關失敗以後，當地公安機關居然以“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為名通緝記者，不能不説是驚天駭聞。通過暴力機器威脅、拘捕做批評性報道的記者並不是第一起，遼寧原西豐縣委書記便因被批評而組織警力進京抓捕記者。遂昌縣公安局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給打擊報復輿論監督又增加了一個惡例而已。

　　如果説在已經證實的紫金礦業“封口門”事件和尚未證實的撞車事件中，公權力的身影尚且模糊不清，那麼在仇子明被通緝事件中，阻撓媒體輿論監督的力量已經從幕後走到了臺前，他們公然利用公權力打擊記者，維護地方集團利益。同樣在最近，中共江西省委機關報《江西日報》在景德鎮面臨了“被技術屏蔽”，由於該報刊登景德鎮郵局有關組織公費赴日本旅遊的負面報道，結果這家郵局通過其發行渠道對刊登此報道的當期報紙進行了抽離，當地人士看不到當日《江西日報》的相關版面。

　　且讓我們把這三個事情命名為“撞車門”、“通緝門”與“扣押門”。這三件事情發生在最近同一個時間段，發生在三個不同的省份。然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均試圖壓制輿論監督。只不過壓制的技術手段不同罷了。而在技術壓制批評的背後，則是公權力的影子。如果沒有當地公權力的默許乃至支持，抵制輿論監督不會逐步升級到動用專政機器的地步。從技術角度來看，在三個事件中，最弱勢的是景德鎮郵局，他們採取了一種最低級的阻撓輿論監督的手段：扣押報紙。這在以前或許還能瞞天過海，但在網絡時代，報道會經由網絡傳播而形成疊加效應，收繳報紙並不能阻止信息的傳播。相反，他們還會因為收繳報紙而遭到二次批評報道。而凱恩股份和紫金礦業顯然比景德鎮郵局要厲害得多，他們採取了更為隱蔽、也更有技術性的反媒體監督手段。先利用所有能利用到的關係以及投放廣告發放紅包等形式進行媒體公關和記者公關，如果不成功則對記者和媒體進行其他層次的反制，乃至於上升到“敵我鬥爭”的地步。

　　可惜的是，確有部分記者在這樣的糖衣炮彈和暴力威脅之前倒下了、屈服了。但是，我們總有骨頭硬的記者，總有有新聞理想的媒體。即便有一百個記者被公關了，只要仍然有一個硬骨頭，批評報道的力量就掩蓋不住，新聞媒體的監督力量就能發揮出來。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媒體輿論監督的合法性來源，但近期頻繁發生的壓制輿論事件卻讓我們擔心對公眾知情權的踐踏和對新聞報道的不尊重是否會逐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黨的十七大以來，我們已經明確了輿論監督是對黨政、司法等權力進行有效監督的方式，而現在，認真調查、敢於批評的記者卻被人們認為是高危職業，這是對新聞事業的扭曲，也不利於媒體為黨的工作服務。只有落實媒體的批評權，新聞媒體的監督權才能真正落實，我們反對一切利用公權力壓制輿論監督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