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鄉都説，這家廠子大，正規，按時發薪，不拖欠工資……”——經求職者口口相傳而在深圳富士康招聘處門口排長隊期待被錄用的外來農民工，有七成持有相同的樸素看法。這個數據由南方日報記者現場隨機調查得出，雖説從統計學的角度未必與事實完全吻合，但求職者尋求飯碗的相對穩定和權利的更多保障，的確是今年勞動用工市場所呈現出來的一種新趨勢。

由於連續“十三跳”事件的陰霾遠未消解乾淨，一提到富士康，市場觀察人士和社會輿論會立即激活這是一家超級“血汗工廠”的痛心記憶。

其實，自”十三跳“事件以來的兩年間，國內用工市場的遊戲規則已出現了明顯的改觀。這一改觀的核心看點，是人們習以為常的用工市場正由以往的“買方市場”向“賣方市場”轉身。在此筆者再舉一個鮮活的事例。

昨天，筆者所供職的報紙在頭版頭條刊發一張大尺寸圖片。圖片是兩個男人的一幅特寫。走在後面的是剛下火車的河南籍農民工劉清華，身上背著行囊。走在前面的是個中年男子，係著領帶，穿著羊絨大衣，派頭十足，一看就是公司的中層白領。惟一與這位標準的海派白領格格不入的是，此人的右手居然提著農民工陳舊的旅行袋。抓拍到這張圖片後，記者順勢對兩位男子作了採訪。原來，這位標準的海派白領是一家公司的人事主管。當天，他與同事到上海火車站附近辦事，偶爾聽説車站廣場正在舉辦大型招聘會，當即決定介入其中，與剛下火車的這位河南籍農民工不期而遇，稍作寒喧，這位公司的人事主管立即脫口而出，“底薪2600元，還有加薪空間，現在就跟我走，今晚就住員工宿舍……”

深圳與上海，都是沿海發達地區，都面臨著結構性的“新工荒”。發生在深圳富士康招聘現場的爆棚現象，以及發生在上海火車站廣場爭搶外來農民工開始“半道截人”的真實場景，表面看形態不同，但稍作細究，二者所折射的深層次變化卻契合同一種解析的理路，若將其歸納為兩句話，就是“工作並不難找，求職者與用人單位能一拍即合的“派對”卻更顯稀缺。

所謂“中意”，對求職者而言，一是權利有相對高的保障，二是工資大體符合心理預期。上個周未，筆者利用雙休日，走訪了上海市郊閔行工業園區的數家勞動密集型企業，發現廠子均已開工，但生産線均未能滿負荷運轉。企業當家人向筆者嘆苦“底薪不到2000元甭想招到人”。局外人也許會説，按大上海的生活成本，底薪2000元簡直不拿外來農民工當人看，招不到人那是活該。可對於企業主而言，賬還真不能這麼簡單地算。除去底薪，企業還得承擔包吃包住的費用，日常福利、各種年節費用，以及已經與上海戶籍員工並軌的“四金一險”費用。粗略算下來，哪怕聘用一個普工，最低綜合性月用工成本至少在3500-4000元之間。而對於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一最低用工成本已然無法消化。這就是用工市場由“買方主導”向“賣方主導”演變帶來的必然變故。應該説，以用工成本倒逼東部沿海地區加快結構調整和産業升級的“成本壓力”正在持續放大。

據南方日報報道，富士康招聘處門口的爆棚現象，同樣出現在武漢、成都、重慶、煙臺和鄭州富士康的門口。而在廣東和上海，只要是企業有相應的規模，其開春後的招工盛況都形如一個模子所鑄造。在總體結構性缺工的情形下，企業之間的冷熱不均現象日益呈現。

分析這種冷中有熱的特定景象，人們不會不認同以下拿富士康作為樣本的分析：其一、儘管富士康曾經是當代中國“血汗工廠”的一個典型觀照，但畢竟“樹大招風”，輿論對其的“綜合監管”遠大於中小企業。這是一股看似無形實乃有形的監督力量，無時不刻在影響著左右著其對員工基本權益的保障作出必須的改善；其二、富士康儘管位居世界500強之列，但畢竟也只是産業鏈低端的超大型代工企業，只是，不為局外人所察的是，同樣的代工利潤下，在中國大陸總用工量已破120萬人富士康，其單位代工成本卻比同行業的中小代工企業要低得多。這意味著在相同的“單位利潤”基數下，面對輿論的監督，富士富或被動或主動以改善員工權益保障程度，來吸引外來求職者的騰挪操作空間比同行中小企業要大出許多。

話説到這份上，外來農民工中的相當部分，也許多並不能在學理層面與我們這些“坐著論道腰不痛”的筆者進行直接的“心靈對話”，甚至我們坐而論道的文字他們也未必能夠讀到。但是，中外經濟學無論多麼深奧，其生發的原點就在我們每個人對現實生活日復一日的直接感悟中——億萬農民工當然概莫能外。其實，不管個體的農民工受教育及人生經歷各不相同，但他們都生活在市場經濟時代，個個都是最樸素的“經濟人”。但凡是“經濟人”，趨利避害猶如天性。

農民工求職理性的漸生漸長，是表徵勞動力市場走向成熟的又一細微側面。對於社會，對於中小企業，尤其是對於地方政府，如何化解勞動力市場總體仍呈供大於求的結構性用工荒，隨著富士康等類似大企業招工爆棚現象的突顯，無疑生成了新的挑戰。中小企業與政府將作何應對，人們不妨靜心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