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長袁貴仁28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文簡稱《綱要》）實施情況。他指出，當前尚未有效解決的熱點難點問題主要有：有的大城市義務教育階段擇校現象依然突出。在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問題上還沒有形成系統推進解決的合力。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和農村留守兒童教育面臨不少困難。“亂辦班”、“亂收費”現象在一些地方還時有發生。（新華社12月28日）

自去年7月教改《綱要》頒布以來，公眾就一直期待《綱要》所確定的各項教改能切實貫徹、落實，化解教育領域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客觀而言，在即將過去的這一年中，教育部在推動《綱要》落實方面，還是做了不少努力，比如，在義務教育均衡方面，分別與實現“兩基”目標的27個省（區、市）及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簽署備忘錄，明確各地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書。但是，這離公眾的期待和《綱要》的要求，尚有很大的差距。

調查顯示，有地方“小升初”的擇校費不降反升，飆升到25萬元，擇校亂象紛呈，手段、途徑五花八門。之所以“擇校熱”難消，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政府教育投入並未增加，教育資源配置方式也未根本調整。縮小校際間的辦學質量差異，需要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同時改變原有的“錦上添花”式的配置方式，應加大對薄弱學校的投入。但一些地方政府，採取的卻是名校幫薄弱校、資源共享的方式來推進均衡，這種方式不是不可以，但如果將其作為主要方式，其對均衡的推動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其二，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總體看來，我國義務教育經費保障還是以縣鄉財政為主，這必然導致由於各地財政情況不同，對義務教育的保障程度就不同，由此出現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和校際差異。因此，只有強化省級統籌，才能消除原有保障機製造成的問題。而從各地的情況看，強化省級統籌的並不多。

這同樣適合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目前，我國採取的政策是“流入地為主，公辦為主”的政策，這种經費保障機制有一個問題是，接納流動兒童多的地區，政府將承擔更大的教育投入責任，因此當地政府的積極性難以長久。我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解決流動兒童求學問題推出了獎勵措施，但獎勵的經費相對於地方政府的投入來説，還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強化省級統籌，同時建立學費隨學籍走的機制，才可破題。

其三，擇校在一些地方已經形成利益鏈，而政府部門也是利益鏈的一環。一方面，可以通過收取擇校費，減少政府對學校的投入，雖然國家已經明確取消擇校費，但一些學校，在當地政府部門的默許之下，照收不誤，只是換了一個名號，諸如“捐資助學費”，而且，為了讓這一收費合法化，教育部門還和學校配合，由學校通知家長將費用交到教育部門，此後教育部門再和學校分成，這實質是巧立名目的亂收費。另一方面，教育不均衡，在教育主管部門和優質學校那裏，就有了重要的可以與其他部門、有權有勢者交換的“資源”，試想，如果學校辦學質量差不多，沒有了擇校熱，誰還去找教育部門和學校？每年升學季，教育部門和一些名牌、重點學校都被“條子”包圍，這就可見擇校背後的利益格局，政府在推進義務教育均衡方面缺乏內在動力。

教育部長袁貴仁指出，“教育改革既涉及體制機制，也涉及思想觀念，還涉及人們的切身利益，有些方面的認識還不盡一致。一些重大改革有了宏觀層面的決策部署，但配套的政策措施有待進一步跟進。各地各校改革的熱情很高，但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單靠地方或者一個部門很難突破。”在筆者看來，在切實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緩解“擇校熱”方面，要以系統改革思路，破解困惑義務教育均衡的各種難題。

首先，應探索建立國家和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我國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投入方式存在缺陷，一個重要原因是，教育投入由政府部門主導，投多少、怎麼投，往往由政府部門説了算。而在發達國家，為保障教育投入，並讓教育投入用到發展教育的實處，往往有國家教育撥款委員會和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制訂教育撥款預算，並監督政府按預算履行投入責任。

其次，應深入推行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建立中小學民主管理制度。在基礎教育領域，亂收費、亂辦班的現象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主要在於受教育者權利被漠視，受教育者（及家長）無法參與學校的管理、監督和評價。如果能在中小學推進民主管理，建立獨立運行的家長委員會，那麼，諸如違規收取擇校費、捐資助學費等侵犯學生權益的規定，是很難出臺的。

再次，應加大教育問責力度。依照《義務教育法》，不安排義務教育均衡經費、不履行義務教育均衡責任的地方政府負責人，是要追究責任的，但是，近年來卻鮮見問責。問題出在問責機制上，是由上級問責下級。要讓政府責任落地，需改變問責方式，對於不執行《義務教育法》的地方政府，應由人大機構問責，人大應發揮對地方政府進行資詢、監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