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堂吉偉德

       用人單位通過“末位淘汰”等形式單方解除勞動合同，勞動者要求單位支付賠償金，法院應予支持。昨日，記者從最高法獲悉，《最高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四）（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法釋》）向社會徵求意見。（6月29日《新京報》）

       “末位淘汰”雖然源於國外，卻興于國內，成了眾多企業加強管理的一個法寶。從制度設計上看，此舉從客觀上推動了職工的工作積極性、精簡機構等。不過，其消極和負面作用同樣明顯，具體來説，“末位淘汰”的弊端在於，一是與法律規定相背離。2008年1月1號起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明確，用人單位終止勞動合同，只能依據其第44條列舉的情形，其中並無“末位淘汰”一項。換言之，企業實行的“末位淘汰”只是其內部管理規定，卻沒有法律依據，其辭退員工的行為為單方面的違約責任，應當按照相關規定承擔賠償責任。

       二是有損人格尊嚴、過於殘酷等。重要的是，由於評價的公平性很難得到保障，使結果可能喪失正當性，偶然的評價結果，往往使被測評者失去了努力的機會。同時，在水漲船高的效應下，一個人因為能力，或者環境甚至運氣等多種原因，有可能成為“高個子中的矮子”，結果其雖然做了超常的努力，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依然被淘汰出局，這不僅挫傷了一個人的積極性，對其自尊心也是一種傷害。

       三是這很有可能會成為相關企業繞過法律的侵權手段。如果一個企業，有意對一個員工打擊報復，就有可能會安排其被“末位淘汰”，這必然會導致雙方的對立和衝突。此外，用“末位淘汰”的內部管理，來繞過國家專業法律的保護，勢必會引發勞資雙方的合同爭議。近年來，因為“末位淘汰”引發的勞動糾紛已經日益增多，不少業內人士及法律專家對“末位淘汰”制也提出了質疑，認為這種制度設計已經喪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理應被淘汰出局。

       “末位淘汰”可索賠，實際上是對勞動合同規範的一種強化，使“內部管理”的越界行為得到有效約束，對於“末位淘汰”趨於理性和科學性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一方面，企業會忌于後果風險，對其“末位淘汰”的使用更加科學和慎重，甚至會有形式創新。如同政府機關實行“末位淘汰”，結果可能不是崗位的失去，而是職務、級別或者一定的福利作為籌碼；另一方面，企業即便使用，也將會有程序方面的創新，並力求使結果做到更加公平合理。比如，根據淘汰的結果進行仔細的原因分析，幫助員工共同找原因，找出路。比如，實行一定的崗位輪換，讓其長處得到發揮，或者加強對其業務方面的培訓，使其儘快成長，而不是一味的“一辭了事”、“一退了之”的非人性做法。

       此外，在人口紅利已經不再，勞務已經由買方向賣方市場轉變的情況下，通過法律層面對“末位淘汰”行為的規範，有助於建立更加穩定和諧的用工環境，對經濟發展也是一種有效保護。從這一點來説，“末位淘汰”可索賠是一種制度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