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基金資本主義”，以及歐洲的“區域統合資本主義”遭到質疑。但同屬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日本經濟，雖然也一度遭受全球市場萎縮引起的出口不振，經濟下滑，甚至慘遭地震海嘯核泄漏多重打擊，但眼下，根據日本最新數據顯示日本經濟表現了4.7%的年增長率，在發達國家中遙遙領先。這種反常的經濟走勢，是不是意味著日本模式得到了歷史性創新？

　　戰後日本經濟曾在“傾斜生産方式”下復活，在“貿易立國”、“投資立國”和“金融立國”戰略下，贏得了“日本模式的禮讚”，一度在上世紀80年代達到巔峰。日本模式總體包括三大制度，即官僚主導的政府制度、所有與經營分離的企業制度，以及大藏省和央行統領的金融制度。這三大制度及其相互關係構成了日本模式的基本架構。在這種具有日本特色的制度框架下，形成了連續的精細化的有日本特色的經濟政策，及其背後的經濟發展理念，支撐日本完成了戰後經濟高增長，並形成了日本模式的世界青睞。

　　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因泡沫崩潰，“金融動亂”，銀行和企業連鎖倒閉，陷入漫長的衰退黑洞，日本模式遭遇全球漠視。面對全球大競爭，日本模式顯得過於僵化和死板，反成阻礙日本經濟發展的枷鎖。

　　美國為震源的金融危機後，日本企業、金融機構，甚至個人投資者成為全球抄底的受益者。根本原因在於日本借鑒了美歐模式適應市場的精華，形成了新時期的日本模式。這個模式的特點是政策服務於企業，企業提出要求，反作用於政府政策，政策與企業一體化，形成積極的全球競爭力。這些得益於日本近年來的制度改革。日本模式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引進新自由主義模式，尊重市場，促進競爭，並通過行政體制改革，精簡機構，分解職能，形成基於市場機制的政策體系。

　　最近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米倉弘昌強調“企業要承擔國家責任”。而在這樣的體系下，適應全球市場發展的日本綜合商社可在全球展開資源能源權益和市場份額的大競爭；五大銀行業務擴展，收益大增；八大汽車全球征戰，市場份額擴張，豐田公司五年來重獲世界第一；主要機電、電子企業瞄準環保型基礎設施大市場和未來關鍵技術，重新定位，積極重組，控制全球市場的關鍵技術、核心部件和高新材料的壟斷份額。

　　日本歷經泡沫崩潰的20年，利用亞洲等新興國崛起，贏得了制度創新的“地利”，又製造中日政冷贏取美國信任，創建轉嫁危機的“人和”，率先摸索出適應全球競爭的“外部經濟”環境，或許由此構建了日本新模式。

　　日本學者、官員、大企業的領袖近日都主張，危機正是日本重建“日本模式”的天賜良機，甚至期待日本再度引領世界經濟。但新的日本模式，其實是一個“新重商主義模式”，它不具有“可複製性”，原因是它需要基於強而有力的經濟外交及其政策，以及構建發達的企業、商社、銀行、證券等經濟外交政策的執行主體及其體系。

▲（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