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五四時期召喚的是擺脫“舊文化”與“舊家庭”的個體主義革命，今天的中國，個體化的進程多了全球化與信息化的特質，卻是一場未完成的關係革命。

　　華裔人類學家許烺光發表于1948年的經典之作《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認為，在中國人個人成長和人格形成的過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組織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由體制承擔的諸多社會保障功能轉移到家庭，強化著家庭作為經濟聯合體的功能。比如，不分房子了，不代表人們的價值觀變革到願意租房生活了，而是轉嫁給了父輩。這不僅可能透支上一輩的養老錢，也可能讓年輕人個人生活邏輯無法舒展。但這一問題困擾幾代人而無解，罕見年輕人或他們的父輩能夠真正跳出“家=房子”的價值設計。

　　再比如性別關係的革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取消了，三從四德是過時了，但在消費主義的侵蝕下，女性在性別關係中的地位從過去的人身依附到現在的經濟依附或精神依附，依然處於“被統治”、“被寵物”的物化位置。

　　當歐洲社會在討論“後家庭時代”的家庭，討論階段式婚姻，討論從“需求共同體”到“選擇性親密關係”的兩性關係；中國人在討論寶馬上哭泣還是單車上歡笑，討論丈母娘與房子的關係。諸如此類價值觀上的不對稱，不僅僅是發達國家與轉型中國家的差異，更為深刻的，恐怕仍然有著強大的文化基因———價值觀的變革遠未來臨。

　　從中國個體化進程可以看到，個體與家庭及兩性關係依然緊張而混沌。個體與社會的關係，雖然經歷了去體制化過程，雖然大鍋飯不再，就業分配不再，但個體仍緊緊依附於組織和單位，這從大學生的考公務員熱可見一斑。

　　由於公共生活的單一，個體所能歸屬的小共同體資源極為有限，這也導致了各種圈子推崇個人對“組織”的皈依與崇拜，並不鼓勵人格獨立的批判性思維和意見表態，“圈子文化”是這一現象的生動呈現。“圈子文化”的極致則是各種利益共同體的站隊、意識形態化的左右對立，殊不知，所謂左右，可以有“政右經左”、“政左經右”、“文化上的保守主義”等等交叉和精緻的細分，以左右作為切割顯得粗暴而蒙蔽是非，只為立場和圈子而急於“卡位”。

　　從個體與個體、個體與家庭到個體與社會、個體與國家，中國社會可能正在孕育著新的個體主義和關係革命。這需要重新認識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獨自設計個體生命的邏輯，重新建構你的社會關係，而價值觀的破繭革新只是開始。▲（作者是廣東知名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