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擾電話和短信背後，是一條獲取、販賣個人信息的灰色利益鏈。一些心懷叵測的人掌握著人們的電話、住址、職業，甚至是父母姓名、私家車型號、銀行存款額等等個人敏感信息。一些不法分子甚至通過竊聽、偷拍、跟蹤等手段對公民進行非法調查，甚至能夠實現對目標人士進行手機定位。（4月28日《中國之聲》）　　

       基於不少無良單位和商家的非法牟利衝動，不法分子竟可以如此貼肉地監控一個公民，這樣的現實不能不讓人脊背發涼。警方介紹，能為犯罪不法分子提供方便，做到手機定位的是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聯通的定位是定一次給對方100元，電信的定位是定一次400元。通信運營商竟然毫不在意，出賣了客戶的手機定位信息之後，究竟會引發怎樣的糾紛甚至治安、刑事案件。這種行為其實已經涉嫌侵犯公民的隱私權，被出賣手機定位信息的客戶完全有理由發起捍衛隱私權的民事訴訟。　　

       我國長久以來部門立法的結果是，法律強調公民的義務，卻嚴重忽視了公民權利的保護。諸如國務院《電信條例》等行業法律、規章中，並沒有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規定，這給了學校、銀行、電信、醫院等，基於公權或者準公權掌握公民個人信息的機關企業以可乘之機，使它們敢於罔顧起碼的誠信，出賣公民的個人信息以牟利。　　

       為了應對互聯網時代的個人信息保護問題，四月初，工信部直屬的中國軟體測評中心聯合30多家單位起草了《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個人信息保護指南》，已正式通過評審，正報批國家標準。在尚無《個人信息安全法》的情況下，這一國家標準至少帶來了一些希望，其中規定的“用後立即刪除”、“最少使用原則”等，如果能夠被廣泛接受並貫徹，的確能夠強化個人信息的保護。然而這種類似行業自律的“技術指導文件”並沒有強制效力，所以媒體期待“個人信息保護《指南》為立法搭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立法期待只會越來越迫切。　

       個人信息的保護，需要行業自律與法律效力的共同作用，兩者並行不悖，缺一不可。關鍵在於，在現有條件下，全社會能夠為個人信息的保護做一點什麼？保護公民信息需要全社會都動員參與進來。社會是一張錯綜縱橫的巨型關係網，每一個掌握公民信息的機構及其成員，可能今天還是公民信息洩露、買賣的加害者，明天就可能淪為悲催的受害者，每一個連接點的潰爛都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生態。　　

       新中國建立以後，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國家全面接管了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設計出了紛繁複雜的填表程序，幾乎把所有個人信息一網收盡，為後續的嚴格政審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彼時，隱私權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的法律概念，還很少被人提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權力漸漸退出了對私人生活的限制。然而，過去那套類似于“一張表填盡祖宗三代”式的人事管理思維，在許多人的頭腦裏仍然根深蒂固。今天，仍然可以看到這種現象：某機構要招聘一個短期辦事人員，卻要求對方填寫全家人的個人資料。一般的人才為了謀一份職，不敢怠慢，只能照辦。　　

       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不僅僅是保護相關機構已經掌握的個人信息，更應直截根源，從源頭上防止各種機構對個人信息的過分索取。因為這有損於全體公民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