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緣政治看，美國控制波羅的海和巴爾幹地區的重要支軸國，對俄羅斯東面形成南北方向的戰略鉗制，同時遏制俄羅斯的向西擴張。

       俄羅斯地緣政治力量重返的局勢對美國的總體戰略有這樣幾個後果，它增大了包括一部分美國民眾和其他國家對美國領導世界力量的懷疑，並且認為世界正在向摧毀資本主義世界（使其破産）和推動一場新的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方向發展。儘管美國為自己在除了眼下糟糕的經濟狀況以外的意識形態和軍事威力甚感自豪，但是在俄羅斯正在重返全球政治中心這個新的世界認知中，俄羅斯赫然作為美國的主要對手，並以其能源、軍事力量，以及在諸多國際外交重要問題上的政治立場伸入美國的“全球領地”。俄羅斯不斷向引起美國嚴重關切的國家提供聲援或軍事支持，在遠東地區又隱約出現了俄-中聯合的潛在前景，而在俄羅斯的西面，則始終存在著一些東歐“衛星國”對整個歐洲的輻射影響力，並且這個歐洲尚不甘心聽任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無限期地延長下去。

       所以這一切就加重了美國的擔憂，同時還産生出一種同俄羅斯既妥協又對抗的矛盾關係。一方面，美國尋求獲得扼制和削弱俄羅斯全球影響力擴張的直接或是過渡方式的力量，以防止俄羅斯同美國全球地緣政治力量對抗的捲土重來；另一方面，美國尋求與俄羅斯的“對話”重啟，以獲得俄羅斯“有限的”承擔國際責任的義務（即《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簡稱條約），以永久保持美國的優勢地位。顯然，全球軍事力量在政治上受到了嚴重的挫敗，以及限于經濟力量的捉襟見肘，使美國在面對從整體實力上還比不上自己的俄羅斯時深感戰略優勢的逐漸喪失——儘管美國領導人無疑是對自己的地緣上的遏制政策感到滿意，併為此冒了風險和花了不小代價——為了避免自己面臨同俄羅斯進行全球軍備競賽（包括持久的經濟消耗戰和無節制地投入資源），或廣泛戰略空間的戰線過長的可能性，以及避免在一些條件並不成熟的軍事衝突或政治意外事件中遇到重挫的潛在威脅。因此，在一個方面蓄意利用全球共同安全問題和談判的限制，是基於美國債務危機問題考量所提出的重要戰略之一。

       在歐洲的軍備競賽

       世界上最積極促進全球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大動蕩的國家，正同它的最主要對手——世界上國內軍事力量同樣強大並具有經濟活力的國家——的對話，卻基本上是在竭力維持全球的“和平”，這顯然是一個驚人的自相矛盾的現象。俄羅斯的崛起會增強美國對自己頭號強國地位的世界統治權的危機感，而在廣泛戰線上的妥協或間接對抗，是對美國無法直接剷除這一對手而深感受挫的必然産物。這就決定了，美國的這一舉措並不是為了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而是加劇緊張局勢，只不過這種緊張局勢是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的轉移，從一個戰略陣地向另一個戰略陣地的轉移。

       必須設想，這一發展並非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也就是説，《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本身是美國預期同俄羅斯之間的妥協性協議。高度樂觀地認為美俄雙方會做出不利於己的武器削減顯然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這個可供選擇的削減條約無非是將相當一部分已接近老化、需要更新的核武器進行有條件的控制，過去的歲月不是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嗎？在上個世紀，美國和蘇聯在莫斯科簽訂了一個“禁止在大氣層、宇宙空間和水下試驗核武器的條約”，結果是條約簽訂後的十年，蘇聯又進行了上百次的核試驗，幾乎和簽約前的一樣多，還大量進行各種火箭試驗，與此同時每年為軍事目的而發射的衛星數目也在成倍地增加。隨後在一九六八年又弄了個“不擴散核武器的條約”，跟著一九七二年又同美國在莫斯科簽訂了“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等協議，這裡面沒有一條不是為了限制別人和發展自己的，是不是？——歷史鐵的事實已經十分清楚地告訴我們，這些“協議”和“條約”不但沒有起到避免戰略性武器競賽的作用，相反還成為了新一輪核競賽的推進器。

       對威脅的估計促使克林姆林宮毫不猶豫地拒絕了美國承擔這項義務——甚至可能將採取一系列軍事反制措施（包括在加裏寧格勒地區針對導彈攻擊部署預警雷達系統；通過建立空天防衛體系加強對戰略核設施的保護；為戰略彈道導彈安裝克制反導系統的先進裝置；研究摧毀西方反導系統的信息和控制系統等措施）和退出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因為無論俄羅斯是否願意，美國決意完成在歐洲國家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的計劃。而且在俄羅斯看來，“美國開始實施反導計劃的新階段，將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拉入其中，部署的雷達系統更是廣泛，還有艦載雷達和導彈系統，裝備著反導防禦系統的軍艦在地中海進行演習。按照美國的這種擴張速度，俄羅斯很快就會落入美國的包圍，其核潛力將癱瘓。”——而這一切的出發點，即是對俄羅斯進行國家力量的徹底顛覆。

       拒絕承認歐洲對美俄的重要性是錯誤的：因為軍事力量的擴張和地緣政治“衛星國”的加強，是俄羅斯保有一切和獲得新的全球政治中心地位的重要手段。克林姆林宮不希望美國軍事壓力不斷地逼近俄羅斯的一些主要鄰國或蘇聯時期的重要“衛星國”，並使它們逐漸發生方向性的傾斜（或“一邊倒”）。在過去，美國與蘇聯長期對抗的結果是對歐洲的戰略爭奪持續了幾近半個世紀——美國和蘇聯在地緣政治上都有著各自的控制範圍，甚至産生了兩個德國的分裂——蘇聯對於東歐的領域範圍是天然形成的地緣屏障，而西歐則在美國的勢力影響下形成了安全防禦線進行對抗。儘管蘇聯體制的崩潰和蘇聯影響的瓦解産生了一個極為巨大的地緣政治真空，使得美國獲得了歐洲政治地圖的主導權（美國顯然已經不會撤出歐洲），但冷戰時期的影響仍然存在於東歐這一狹窄而重要的競爭地域。對莫斯科來説，為了保障俄羅斯在歐洲的戰略空間，歐亞大陸不但是過去長久以來同美國進行政治角逐的重要戰略陣地，而且也是其通往大西洋的主要海域通道。伴隨著俄羅斯世界地緣政治力量的重返，歐亞大陸再一次成為地緣政治戰略爭奪的焦點目標，並且這種地域性的競爭將助長美國和俄羅斯在其他空間性戰略領域的衝突。

       在歐亞大陸的地緣衝突

       在地緣政治的中心戰略中，每一條戰線的政治爭奪都很可能取決於取得或保持對某個關鍵國家的控制，而這些個國家往往意味著在各自所在區域的重要支軸作用。波蘭在俄羅斯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顯然是毫無疑問的，一是在於波蘭的地理空間有助於俄羅斯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和烏克蘭作為西防禦陣線的影響，在俄羅斯邊緣形成一條天然的防禦緩衝地帶，從而避免同美國的直接衝突。二是波蘭作為俄羅斯進入德國的重要通道，對東歐的控制進而輻射整個歐洲具有至為重要的影響。

       事實上，無論是過去俄國沙皇的擴張、蘇聯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抑或是俄羅斯在世界政治中心地位的重返，其在地緣方面的戰略目標始終保持著驚人的相似，即對波蘭的控制之於俄國的安全保障極為重要——意味著控制東歐進而輻射整個歐洲的關鍵。這條戰線的至要性在美俄對抗的最初階段便顯示了出來，這就能夠説明為什麼波蘭問題成為了二戰期間美俄英大國間交涉持續時間最久、談判次數最多的一個問題的原因。這不但包括了重組當時的波蘭政府問題（扶植一個強有力的親蘇波蘭政權，排除一九三九年建立的、駐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而且也將波蘭東部的邊界按照寇松線進行了重新劃定，以保證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歸入蘇聯的版圖，並以犧牲德國的方式將波蘭的西界向德國推進至奧德河一線。歷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同波蘭保持一種重要的特殊關係，俄羅斯才能夠保障向西擴張的長期競爭能力，從而在政治力量上産生重要影響。比如過去美蘇鬥爭，在一個時期，有四十多年時間，蘇聯的力量在波蘭佔了上風，那時，蘇聯不但影響了大半個全球，而且是世界上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面積約一千七百○七點五四萬平方公里的俄羅斯僅佔過去蘇聯時期領土面積的百分之七十六）。後來，西方意識的滲透和策動，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成為了東歐劇變的催化劑，從此蘇聯就走下坡路並最終導致了解體，是不是這樣的呢？

       在美國方面，為了取得全球範圍的戰略部署，扼制俄羅斯重返歐亞大陸同樣是先決條件。由於波蘭這一陣線所涉及的利害關係具有戰略的決定性意義和重要的催化作用，因此波蘭的政治傾向也同樣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顯然，要取得全球範圍的戰略部署，扼制俄羅斯重返歐亞大陸是先決條件；如果要把俄羅斯排除在歐洲之外或使它處於邊緣地位，那麼波蘭的戰略影響將是決定性的——一個脫離了俄羅斯影響的東歐將極大地損害俄羅斯的重新興起，而遏制和瓦解俄羅斯在東歐的作用，則相當於最終削弱俄羅斯在整個歐洲力量的影響和確保美國對歐洲陣營的控制，從而真正意義上地扼制住俄羅斯重返歐亞大陸的重要通道，進而把美國在阿富汗和中東地區的石油控制保護起來。由於俄羅斯和美國在歐亞大陸和阿拉伯世界等重要地緣戰略利益的大相徑庭，因此，儘管華約的崩潰已經使得以波蘭為代表的蘇聯地緣政治“衛星國”迅速地倒向北約和歐盟，但美國仍舊為遏制俄羅斯而部署歐洲導彈防禦系統的計劃。作為歐洲戰線的戰略要害國家，如何鞏固美國在歐洲陣營的控制力量，使之完全隔絕於俄羅斯的政治和軍事影響，以及如何將波蘭乃至整個歐洲力量留在自己的營壘之中，將是美俄之間的一場政治意志和軍事實力相互複雜交錯的全球性爭奪。

       最後，我們還要看到這樣一種情況：即美國是要助長區域性衝突的，所謂加強北約合作以及阻止俄羅斯或伊朗的軍事威脅，都是華盛頓認為俄羅斯更新戰略核力量的威脅與美國戰略利益相悖，且難以容許俄羅斯發揮與蘇聯地緣影響力相一致的廣泛作用。美國毫不減少對俄羅斯的這種擔心，即使區域性的衝突可能使美國突然陷入與俄羅斯的正面衝突之中。華盛頓為了使自己能夠削弱迄今一直被認為是俄羅斯重要支點區域（例如西亞的敘利亞、伊朗和東歐地區）的優勢地位，美國竭力推動自身在聯合國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影響力，以滿足其打造戰略前沿高地的需要——國際形勢如此複雜正是美國不斷製造緊張局勢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