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省鄭州市中原法院庭審的一起交通事故本來很普通，可是，因為傷者告肇事車主、保險公司索賠交強險醫療費1.2萬元，超過了“規定”的1萬元，案子一下子吸引了眾多媒體的目光。對此，有不少接受採訪的律師都認為，應根據實際狀況定出更加合理的賠償限額。甚至有律師稱，“交強險醫療費賠償最高1萬元，撞死可獲11萬元賠償，這不是誘導人家撞傷還不如把人撞死嗎？”（《鄭州晚報》3月27日）

　　交強險賠償限額額度及其分項限額賠償模式，的確存在一定的問題。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李漢宇就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種分項限額賠償制度實際上是為了維護保險公司的利益。當時，李漢宇也提出，由於1萬元的醫療費用賠償限額對於多數交通重傷事故可謂杯水車薪，機動車一方可能做出“撞傷不如撞死”的逆向選擇。

　　雖然交強險賠償限額是否過低，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但是在爭論中使用的論證邏輯卻讓人詫異。沒錯，單從交強險獲賠的角度看，的確存在著“撞傷不如撞死”的情況，但是這並不應該轉化為在交通事故中鼓勵車主“撞傷不如撞死”的心理暗示。要知道，發生交通事故後，交強險獲賠只是一種在經濟上的風險分散，並不涉及其他的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

　　如果發生交通事故後，車主撞傷當事人，非但不竭力施救，而是通過“反復碾壓”或者“故意加害”來撞死當事人，雖然其在經濟賠償上的風險可能降低，但在法律上的風險卻大大增加。從法律上講，之前撞傷的行為，至多算是涉嫌交通肇事罪，而“二次傷害”就完全構成了故意殺人罪，前者量刑最高幅度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後者極有可能被判處死刑。

　　事實上，很多人都是沒有法律和保險專業知識的普通人，在發生交通事故的當下，不可能瞬間做出“撞傷不如撞死”的經濟學分析判斷，而只能根據自己現有的知識做出抉擇。如果他們在耳濡目染的輿論環境中，總是能夠聽到“撞傷不如撞死”的論調，那麼缺乏法律專業知識的他們，就有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揀了芝麻丟了西瓜”。在沒有交強險賠償限額爭議之前，一度甚囂塵上的“撞傷不如撞死”，難道不是誤導不少人走上“故意殺人”犯罪的不歸路嗎？

　　這就提出一個嚴肅的命題，媒體在進行這類可能導致個體做出錯誤判斷的報道時，到底應該秉承怎樣的職業倫理。或許有人會説，媒體只是傳播的載體，它要為不同的論調提供一個表達的平臺，至於説論調的對錯應該交給公眾去分析判斷。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所謂“客觀中立立場”，因為媒體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工具，具有教化和引導的功能，特別是一些嚴肅的專業問題，公眾的認知程度很多時候要依賴於媒體的“轉化水平”。

　　從某種意義上講，媒體對於一些嚴肅社會問題的認知程度，意味著公眾的理性程度。比如藥家鑫案、彭宇案，在一些媒體的過度渲染之下，被演繹成富二代作惡和全社會道德滑坡的代表，可是，當事後被揭開的真相退去喧囂的非理性潮水後，我們發現原來有很多不理性的媒體在裸泳。藥家鑫從交通肇事者最終演變成必須領受死刑的殺人犯，一句“農村人難纏”難道沒有媒體不理性報道投下的陰影嗎？所以，在一些涉及深層次是非問題上，媒體報道多一些理性，我們的社會就可能少一分暴戾情緒。茲事體大，切不可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