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曉哲

       1962年，台北“故宮博物院”正式動工落戶，距今正好50年。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從大陸運往台灣的2972箱文物中，除了一頁紙和一包鹽之外，其他全部在冊。50年中被台北“故宮博物院”引為遺憾的“一頁紙”是1989年文物清點時發現的，《滿文原檔》中缺少了一頁“女屍圖”。經詳細調查，發現這頁紙早在1969年就消失了。這一年台北“故宮”打算出版發行《滿文原檔》，但當時沒有掃描技術，拍照要送到院外，後來有一頁就消失了。至於“一包鹽”，説的是這次清點發現另一件失蹤的藏品——一包清朝宮廷保留下來的新疆進貢的湖鹽。而這是由於年代久遠，鹽揮發了，只剩下了外包紙。於是，這件文物被登出了。(3月16日廣州日報)

       “一包鹽”和“一頁紙”細究起來有“管理疏忽”原因，也正基於這種自責，之後再未聞台北“故宮博物院”發生過類似令人“側目”之事件。其管理的科學專業，其文物保護的精細入微，由此可見一斑。

       而我們的北京故宮博物院呢？僅僅2011年一年內就連續發生數起“門事件”，這還不算是“那個年代”曾經發生過的“賤賣”3000套清乾隆年間的禦林軍鎧甲的齷齪之事。像台北“故宮博物院”那樣，偶然間在數十年間發生“一頁紙”的“失誤”，不排除會有百密一疏的原因，但從去年一個小小的毛賊，就可以毫無技術含量地盜竊走公開展出的7件展品，這恐怕已經不能用麻痹大意來形容他們了。“錯字門”見證的同樣是一個“馬虎心態”的外露，而“瓷器門”中被摔碎的宋代哥窯青釉葵瓣口盤，更是一個工作漫不經心，珍貴文物保管嚴重失責的標誌。

       相信每一個公眾，在將兩個“故宮博物院”多年來的管理成果，和對問題的防範上，孰高孰低自然已有明確答案。對於一個50年管理運營沒有任何重大問題，卻日益博得社會好感的台北“故宮博物院”，公眾也一定會羨慕有加。但在筆者看來，與其“臨淵羨魚，倒不如退而結網”，無論是內地公眾還是北京故宮，都應該在事實上的“差距”面前，多些反省反思。

       在技術方面，北京故宮有1600個防盜警報器、3700個煙感探測器和400個攝像頭在閉館後運行，還安裝了大量的鐵柵欄、鐵窗、防爆玻璃和鐵櫃，還擁有一支犬隊，進行閉館的清查和突發事件的處理等活動。與台北“故宮”相比，技術力量只強不弱，但缺少的恰恰是讓“技術”得到最充分發揮的“人”的因素。在台北“故宮”，“文物不能離開桌面或瑯匣，只能在桌面上水平移動，也不能離開推送的車子，操作的工作人員需要接受專門的長期訓練。一些重要文物的移動還需要事先以複製品進行演練操作。文物移動的每一步，都有兩三人在現場，而且每一過程都有監控的影像記錄。”這些細節性的規定，體現出來的未必不是對館藏文物的審慎態度，是不是可以折射出北京故宮方面的“缺失”？

       當然，保管和保存好文物的最核心問題還是“態度”。在態度上嚴謹細緻，一些制度性的完善健全不是什麼問題，如果管理者不是以一個公眾財富和“國寶”心態看待文物，而是將其當成“私器”、當成“牟利”工具，像故宮陷進的“會所門”那樣“非窮莫入”，不但談不上對文物藏品的妥善保護，更談不上博物院本身的開放透明、服務社會以及教育公眾的功能。服務上的定位如何，運營運作的科學與否，往往決定行為取向和結果，筆者對於台北“故宮”的前瞻性做法並不想一一例舉，但“結果”上的巨大落差，在某種意義上已經給北京故宮管理者、文物保護保管方，好好地提了一個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