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打工的杜鵑再也等不來自己24歲的生日了。

       杜鵑的老家在河南省駐馬店市確山縣，是國家級貧困縣。1月5日，外出打工的她在福X集團車間衛生間碰傷了頭，但是為了600元“全勤獎”，她自服布洛芬，忍痛工作了3天，堅持到休息日才去醫院，檢查後發現是腦出血。1月8日下午，杜娟前往醫院直接住進了ICU重症監護病房，1月14日醫治無效死亡。

       這是一名普通外來女工的故事，這是一個由“全勤獎”引發的悲劇。一個風華正茂的女孩兒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們在惋惜的同時，也不禁發出疑問：誰製造了杜鵑的悲劇？

       有人説，杜鵑的悲劇都是“全勤獎”惹的禍。家規式的“全勤獎”激勵制度不僅直接導致了職工拼命不休的慘烈後果，更是製造杜鵑悲劇的導火線。也有人説，杜鵑的悲劇是自己釀成的。在區區幾百的“全勤獎”和生命之間，杜鵑有最終的選擇權，沒有人強迫她放棄自己的生命。但這個花樣女孩兒似乎把金錢與生命的順序顛倒了，最終600元的“全勤獎”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可是，我們真正需要追問的是，究竟是什麼打破了杜鵑對生命的排序，是什麼造成了生命之輕與600元“全勤獎”之重的悲劇？

       據新聞報道，杜鵑的老家是國家級貧困縣，農民年人均收入僅2100元。18歲就南下打工的她，因為父親生病和哥哥結婚，多次往返于深圳與河南老家之間，直到2009年，才在她姐姐所在的這家工廠正式落下腳。而這家工廠受泰國洪水影響，産量銳減，杜鵑的工資只能拿到最低工資標準的1320元，去年12月後，廠裏才給漲到1400元。如果我們把這些報道的細節拼湊到一起，不難看到一個底層勞動者的生存困境。在深圳這個繁華的都市中，杜鵑要依靠每月1400元的工資養活自己，甚至還可能要拿出一部分貼補家裏。當低薪和貧困縣結合到一起，我們不難理解600元對一個底層勞動者的重要性。杜鵑為了“全勤獎”不回家過年，甚至忍受著身體的疼痛上班，又何嘗不是為了生存？

       對於底層的勞動者來説，有杜鵑式的生存壓迫，有“全勤獎”式的福利焦慮。而壓迫和焦慮，並不限于低收入群體，亦左右著大部分的“偽中産階層”們。昨天有媒體報道説，北京一位新入職的白領月入7500元，每個月除去租房、飲食、交通、通信、上網、水電等基本開銷後，所剩不多。他下班就宅在家裏，不敢交女朋友，甚至還缺失“安全感”。更有甚者稅前收入1.5萬元的人，也覺得連“小康”都達不到，感覺身邊的人都普遍存在一種“焦慮感”。

       低收入群體為了生存而奔波，而中等收入的人們雖處於生存之上，卻普遍感覺處於生活之下。誠然，不同群體的收入決定了他們的生活狀態。但無論是“全勤獎”式的悲劇，還是月入7500仍無安全感的焦慮，都是民眾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在這種悲劇和焦慮的背後，是依然飛漲的物價，稅負的沉重和民眾幸福感的下滑。

       有報道稱北京的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國家，而世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撰寫報告的報告也提出，要在2030年使中國跨入高收入社會。只是，如果快速增長的GDP下，貧富差距依然不能縮小，“全勤獎”式的悲劇就不會終結；而跨入高收入社會的中國，如果依然不能提升民眾的幸福感，那麼月入萬元的人們則依然無法消除內心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