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者，地闊而民眾也。大國求變，難就難在因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差異，難以實現均衡的轉變。中國尤甚，因為中國擁有從寒帶到亞熱帶，從高原到平地，從沙漠到海洋的各種地理條件，這對以農耕、遊牧、漁獵為主要生産方式的民族發展，曾經産生過決定性的影響；還因為中國有超過13億多的人口，分屬於56個民族，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居住在不同區域，使中國社會處於複雜的多元化狀態。可以説，中國是火箭衛星與老牛破車並存的社會。從歷史上看，中國的變化，總是具有從局部到全局，從單一目標到多元目標的特點。

       正在中央電視臺四套播出的大型紀錄片《大國和諧》，全面展示的就是中國30多年來發生的滄桑巨變，並力圖探索中國今後的科學變革之路。上個世紀70年代末，經歷了十年動亂之後，民心思變，但如何變？變成什麼樣子？幾乎沒人能説得清。但有一點是共識，那就是擺脫貧困，走向富足。小平同志的“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啟動了改革開放的實踐，於是中國的變化就沿著“生産力”標準這個目標開始推進。30多年後，翔實的數字和不容置疑的事實讓世人驚嘆：GDP增長7倍，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鋼鐵、煤炭、水泥等許多工業産品的産量居於世界首位；外貿總額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達2.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製造大國，中國製造正在造福全人類。對片中外國專家學者所談中國成功的經驗可概括為：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與市場體系相適應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政府有效的宏觀調控、民眾出於利益導向對改革的支持、大量廉價高質量的勞動力、廣闊且極具潛力的市場、高效便捷的交通通訊基礎以及基本穩定的社會秩序。正是這些因素造就了中國的成功。

       《大國和諧》並沒有陶醉在炫目的成就中，而是提出了幾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中國人幸福嗎？中國的這種變化還能持續嗎？中國變化的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片中畫面中，櫛次鄰比的大廈中間，匆匆而過的人流與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車流顯示著繁忙與繁華；與此相對應的是茫茫沙漠邊緣，破舊小屋中，那些失去希望的臉。繁忙帶來的財富不一定讓人幸福，但荒漠帶來的貧困一定讓人不幸福。變化帶來了財富，卻加大了貧富差距，財富使一部分人的幸福感增強，貧富差距卻使另一部分人的幸福感減弱。資本向效益高的地區和産業流動的規律提高了資本的效益，也加劇了地區和産業收入差距的拉大，一次分配的差距隨之拉大，同時資本性收入的大幅度增加更加劇了這種馬太效應的趨勢。基尼系數的不斷升高在警示我們：公平和正義，人們有尊嚴的生活，是比GDP更重要的目標。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再次成為社會的穩定器。財富和幸福的悖論開始困擾著人們，人們在關注財富增長的同時，更加關注財富增長能否帶來幸福。

       GDP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固然使中國的經濟總量居於世界前列，但中國也為這種增長付出了難以承受的代價。首先，中國目前的産業結構決定了對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年耗能在30億噸標準煤以上，遠遠超過國內的生産能力，也超過了資源儲備的潛在供應能力，2010年，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已達52%，進口超過了2.2億噸；其次，環境的污染在加劇，這不僅是因耗能增加而加大的排碳量，還因為許多地方為迅速擺脫貧困不惜以環境為代價，發展被發達國家和國內發達地區淘汰的高污染産業，結果嚴重污染了自身生活的環境，付出了可能要幾代人才能償還的代價；第三，出口導向的生産方式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不斷提高，風險也隨之加大，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使國際需求減少，極大地影響了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極深刻的教訓；第四，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裏，3億多農民進城務工，為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廉價的勞動力，使低附加價值的加工業能持續發展，但這種人口紅利行將結束，因為農民工工資待遇的提高已成為趨勢，而且農民工的供給也日漸減少，不可避免的成本上升已使原有的生産方式難以為繼。

       面對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中國怎麼辦？從老祖宗哪找不到答案，從發達國家也找不到答案，答案只能是一個字：變，按中國的具體情況去變。片中展示了中國高層對中國向何處變的共識，那就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能讓人民過上富足、有尊嚴的生活為目標，以開拓創新、優化結構為重點，實現經濟的包容性增長。片中強調了幾個關鍵詞：第一個是和諧，第二個是創新，第三個是綠色。

       在現代社會中，少數人的利益，弱勢群體的利益一樣需要維護，無論什麼人，只要他不違法，他就擁有與其他人同樣的權力。社會和諧的本質就是要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能在一種機制下，實現均衡發展。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機制呢？看片仲介紹的廣東扶貧方式：把扶貧款作為銀行貸款的保證金，讓銀行直接貸款給農民，讓農民用於發展生産。這看似簡單的方法，卻解決了兩個長期困擾扶貧工作的難題，一個是商業銀行資金安全問題，使商業銀行願意把款貸給農民；另一個是使農民成為負債的經營者，而不是沒有責任和風險的單純受益人。公益行為與商業行為在這種機制下實現了和諧。當然，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個例，但我們可從中看到和諧機制逐步形成過程。在“十二五”規劃中，構建和諧機制顯然是一個重點，如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和諧、國內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的和諧、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和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和諧，等等。和諧的概念不僅已經深入人心，而且正在轉化為實際行動。和諧機制是由政策法規、道德規範、文化傳統、教育體制等組成的，和諧機制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但《大國和諧》告訴我們，堅冰已經打破，航向已經指明，而且開端良好。

       中華文明深深植根于中國的土地之中，既創造了五千年的輝煌歷史，又使中華民族經歷了百年滄桑。中華文明再次復興時，必然要吸收當代世界文明的精華，推動中華民族再次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個落後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要訣在於創新，包括政治創新、經濟創新、技術創新和文化創新。《大國和諧》所展現的創新，在政治上是把能讓人民有尊嚴的生活作為執政的理念，在保持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通過立法保障個人財産，努力創造一個起點公平，使人人都能通過參與競爭而改善自己的生活；在經濟上實行多種所有制並存，政府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制度，這種制度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中，經受住了考驗；技術創新包括管理創新，體現在前沿科學的發展和企業效率的提高，取得的成果已是有目共睹；文化創新的最大亮點是在文化産業化的大趨勢中，利用網絡等現代技術去弘揚傳統文化，並同時汲取世界文化精華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引進、消化、吸收造就了成功的三十年，但當中國的經濟總量居於世界前列的時候，創新力度不夠，就會遇到越來越多無法突破的瓶頸，遲滯全面的發展。

       錢和環境是一個悖論，在溫飽問題還未解決時，人們肯定會為錢而犧牲環境。這不僅是因為吃飯是天下第一大問題，而且還因為環境的惡化是漸變的，而錢是現實的。中國還有一個多年的弊病，即許多官員為追求GDP的增長而不顧環境的惡化，這與對官員的考核制度有關。當環境污染超過自然的凈化能力時，人們受到了懲罰，並花費更大代價來治理環境。犧牲環境的發展是對後代的欠賬，因此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走不通了。要治污，先治官。綠色GDP指標的提出，改變了官場競爭的規則，具有積極的意義，雖然在道德層面總讓人覺得不那麼高尚，但結果是第一位的。

       今天的中國處在一個新的拐點上，三十多年快速發展積累的問題必須用變來解決。“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目標，就是變的方向，改革、開放、創新仍然是變的主要手段。這就是《大國和諧》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