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張千帆等15位學者聯名提請國務院和教育部，呼籲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戶籍限制。10月28日，20多位隨遷子女家長共同起草的《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公佈。方案建議，應“取消高考戶籍限制”，不再把戶籍作為高考報名的限制條件，高考報名資格依據學籍和父母經常居住地等標準認定。（《京華時報》10月30日）

　　此番20多位隨遷子女家長共同起草並徵集了5.1萬人簽名的方案，意在表達這樣一種訴求，為了讓“異地高考”制度早日落地，家長們寧願“越俎代庖”，替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擬定出方案來，以此來“倒逼”異地高考加快進程。這種積極的主觀願望固然值得稱道，但問題是，“異地高考”從來都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問題。

　　“異地高考”推行之難，和戶籍改革之難有異曲同工之處。戶籍改革之所以難度頗大，這些年來更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究其根源，改革從技術上講沒有任何障礙，真正的難點在於地區發展的非均衡性和公共福利的非均等化，戶籍制度不過是將這套不合理的制度，具體地分配到個體頭上的一個“技術性手段”而已。換言之，只要這種不合理的制度體系沒有鬆動的跡象，改革要麼是形式大於內容的“象徵性改革”，要麼遭遇太多的阻力很難有實質性的進展。

　　“異地高考”同樣如此，從技術上講，將高考與戶籍脫鉤一點都不難，甚至説制定出一整套的方案也輕而易舉。可問題是，“異地高考”訴求的目標，是教育資源分配的均衡化和獲取教育資源機會的均等化，而“異地高考”之“異”，在於不同的考生群體，由於外在因素的制約，從而在分享高等教育資源的能力和機會上有很大差別。因此，“異地高考”的癥結不在於考試地點和經常居住地之間存在的空間差異——我相信，如果北京人流動到河南，他一點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異地高考”。

　　從這個意義上講，“異地高考”不可能像有論者所言，能夠擺脫戶籍制度改革的進程實現“單兵突進”，因為在機會嚴重不均等的前提下，哪怕設置再嚴苛的“異地高考”門檻，通過各種方式進行“違規流動”的高考移民都會趨之若鶩。但凡能達到異地居住條件的家長，會不惜一切代價讓孩子流動到選擇機會更大也更多的地方。這樣，不僅大城市人口爆炸的問題會雪上加霜，而且還會引發更大的不公平。以戶籍來分配教育資源和機會就已經夠不合理了，難道還要在此基礎上，再創造出一個以父母能力、經濟實力作為分配的標準，對公平進行“二次傷害”嗎？

　　與其雪上加霜引起更多的社會怨言，不如維持現狀裹足不前，這就是當下“異地高考”之所以被呼籲了這麼多年，而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的根本原因。或許有人會説，難道“異地高考”真的要等到地區之間實現均衡發展和機會公平之時，才能把理想帶進現實？在我看來，這倒也未必，關鍵是有沒有更大的魄力推行高校招生改革。

　　改革的路徑無非有二，一是打破地域限制，實行全國統一命題統一錄取，所謂“異地高考”也就變成“就近高考”。但是，這種方法完全無視地域差別，不僅有“一刀切”的嫌疑，還會助長應試教育，可行性並不大。二是賦予高校招生自主權，由高校按照學生的資質和能力來自主錄取考生，兼顧區域錄取率的平衡。當然，這是一種很理想的狀態，要達到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先試點，然後逐步推開，一步步地往前推進，總要比困在戶籍的藩籬中停滯不前好吧？（志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