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于10月24日開始首次審議精神衛生法草案。草案明確提出“被精神病”責任人可能被追究民事、刑事責任。草案對故意將非精神障礙患者作為精神障礙患者送入醫療機構、醫療機構未以精神健康狀況為依據將就診者診斷為精神障礙患者，以及司法鑒定人員出具虛假鑒定意見等違反本法規定的行為，設定了嚴格的法律責任。（10月25日《深圳特區報》）

　　上述規定對應的現實背景，就是“被精神病”事件屢有發生。在自媒體時代，這些個案（可能總數並不多）的傳播被放大，也事實上引發了一些社會不安。從實例中看，“被精神病”多為兩類。一類是夫妻間為爭奪家庭財産，買通醫院或醫生將對方“被精神病”；一類是某單位或某地方政府為解決本管轄區域內的上訪或纏訪現象，將上訪人或維權者“被精神病”。

　　前一類屬於民間糾紛，若置身其後的公權力能依法處置，不難解決。在精神衛生法的立法上，對一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患有精神病又是否需要住院治療，只能交由精神科執業醫生通過診斷來判定。這都是一個專業日益細分的時代。尊重精神病人，就得尊重精神病科醫生。以強化精神病科醫生及醫療機構的責任體系，來確保對患者的準確診斷，這是所有國家精神衛生立法都會採用的制度選擇。

　　但中國的“被精神病”還有另一種類型，即公民與某些地方公權力的糾紛。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外部權力，被害人要恢復正常之身，難度不少。今年4月發生的武鋼職工徐武“飛越瘋人院”事件，就曾轟動一時。這就是“被精神病”所要面對的現實困境，也是精神衛生立法不能承載之重：在絕對權力面前，所有不服從者皆為精神病。要消除層出不窮的“被精神病”現象，最主要的防範對象其實並不在民間。

　　精神衛生法的主要約束對像是專業醫生與醫療單位。而對那些絕對權力，只能從權力的來源和權力制約上尋找出口。即便精神衛生法將故意“被精神病”提高到刑罰的高度上來，對一些被濫用的公權力，也面臨著誰來究責的悖論。這情景，就象那個流傳頗廣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