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口援建”，既有利於緩解大城市人口與資源矛盾，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也能幫助主要勞動力輸出地就近就業，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是雙贏之舉

       日前，北京市主要領導和優秀來京務工人員座談時表示，沒有廣大來京務工人員的參與和努力，就不會有如今處處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北京。要把來京務工人員作為北京的新市民，解決他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保障他們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未來北京將積極探索優秀農民工落戶制度，即使是來京務工人員也可享受公租房政策。(10月12日《京華時報》)

       這樣的表態讓很多人感到溫暖和欣慰。從外來務工者到“新市民”，不只是稱謂的改變，更是對這些人貢獻的肯定，也體現了政治上的尊重，身份上的認同。尤其是落戶政策、公租房政策的調整，令人充滿期待。

       願景是美好的，但實行起來也非易事。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人口和資源環境的矛盾，永遠是城市決策的不得不考慮的因素。雖然公平正義的腳步不可阻擋，但事實上，在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務時，大城市往往在戶籍上要求是最嚴的。人口控制目標，其實一直都在那裏。

       能否平等接納更多流動人口，當然有理念和決心的問題，但客觀條件的限制也的確存在。對於一些本地人來説，雖然一刻也離不開外來務工者的服務，但一想到要和他們分享並不寬裕的公共資源，也會心存戒備。這也是“限制低素質人口流入”理論一直有市場的原因。

       從人的基本權利來説，大家當然有自願遷徙、選擇居住地的自由。俗話也説，人往高處走，北京是政治、經濟、文化等諸種“中心”，各種機會自然要多一些。統計顯示，截至今年8月底，北京市共登記流動人口746.7萬人，其中務工人員651.3萬人，比例高達87.2%。這一比例，基本能代表全國2億流動人口的基本結構。對於大多數務工人員來説，來到大城市，也就是找一份謀生的活計，能多掙些錢補貼家用。大城市接近行政核心的優勢、更多的創業機會、豐厚的文化資源，對普通務工者來説其直接意義並不大，也沒有更多機會享用。很多打工者進城多年，活動範圍都很少超出他們幹活的工地、工作的廠區、租住的民房。

       所以，就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來説，如果在家門口就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多掙一點錢，他們可能就會留在老家，不必非要“流動”。年初長三角、珠三角等出現民工荒，部分就是因為産業轉移，有人放棄流動，選擇就近就業。

       因此，北京這種大城市，要控制人口規模，通過設置戶籍、學歷等門檻，終歸不是治本之策，也容易引發公平公正的質疑。調節人口流動如同治水，宜疏不宜堵。首先，在城市發展思路上，大城市不能太“貪心”，什麼中心都想當；相反，通過産業調整和均衡佈局，才能有效引導人口合理流動；其次，還可以換一種思路，支援流動人口“輸出地”建設，把一部分流動人口消化在當地。

       3年前，為應對罕見的汶川特大地震，我們創造性地大規模利用“對口援建”模式，取得了災後重建的巨大成功。這一模式被認為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且被應用到抗震救災之外，繼續確定為支援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發展的重要形式。借鑒這一模式，那些長期受惠于流動人口的發達地區大城市，也可以選擇一些主要的人口輸入地，結成對子，對口援建。

       多年以來，這些大城市從欠發達地區汲取了大量的勞動力、糧食等資源，更通過南水北調等工程，直接接受“支援”。這些人口輸出地區，為大城市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除了國家政策和財政要更多向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傾斜，長期受惠於人的大城市，也應該懂得感恩，有所回饋。

       對口支援，不是簡單的給錢給物，可以通過産業轉移的方式，在基礎建設、投資、科技等方面給予支持。這既有利於緩解大城市人口與資源矛盾，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也能幫助主要勞動力輸出地就近就業，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這樣的雙贏之舉，何妨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