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根嶺

　　鴉片戰爭一聲炮響，把天朝大國、中央之國之類自我麻醉的美夢驚醒，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緊關著的國門，以中英《南京條約》肇始的400多個不平等條約，不斷把割地賠款、殖民奴役和經濟掠奪的恥辱強加給中國人民，也理所當然地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與反抗；當然，這種憤怒與反抗，既指向外國列強(如義和團運動)，也指向腐朽沒落、阻礙國家和社會進步的清王朝(如太平天國運動)。

　　其間，在內憂外患的夾擊之下，清王朝中的有識之士也曾發起自強運動、洋務運動乃至戊戌變法，但終究無濟於事——到後來，不得不拋棄了改良的幻想，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登上了歷史舞臺，武昌起義的槍聲宣告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從而開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中國社會變革。

　　簡單回顧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之前的歷史脈絡，不難發現，近代中國人民奮鬥的主旋律就是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後者是孫中山先生率先提出來的口號)，而改革開放則是推動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的動力。辛亥革命之前的歲月，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古老中國大門所帶來的開放，儘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在某些方面的進步，但帶給中國人民更多的則是屈辱，再加上腐朽沒落的清王朝不思進取，並不真心改革圖強，使得一些社會精英所寄望的改良主義淪為無望，終於釀成大的事變，這就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資産階級革命黨人的暴力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經過多次失敗，終於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改革是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的動力，開放可以同樣成為這種動力，並且在開闊眼界和比較權衡之中，確保改革的方向正確。辛亥革命就是在改良、改革無望的歷史背景之下，由一批在國門洞開之後走出國門、具有世界眼光和國際胸懷的歐美留學生和華僑促成的歷史性革命事變，其目的就是拯救日益淪陷、備受列強欺淩的祖國。

　　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受西方列強上門欺侮的中國人，要發展，要打翻身仗，要振興國家，所選擇的路徑，要麼是改良、改革，要麼就是革命。鋻於清王朝已經腐朽透頂，根本適應不了新的時代，已經成為阻礙進步的絆腳石，所以經過反反復復的嘗試和失敗，只能走革命這條路，徹底埋葬業已完成歷史使命的清王朝，開創人民共和的新時代。

　　所以説，辛亥革命與中國數千年曆史上的任何一次農民起義，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它超越了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的歷史週期性振蕩循環，使革命有了更為崇高的意義，這就是救亡圖存，致力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這種復興，又不是局限于歷史上漢唐盛世、康乾盛世那樣帶有因人而為偶然性的短暫輝煌，而是奠定一種嶄新的制度模式，給予持續不斷的進步動力，這就是民主共和國的美好前景。

　　可惜的是，在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之後，多災多難的中國進入了長期的兵燹連綿時期，袁世凱稱帝、二次革命、張勳復辟……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總之袁氏遺産北洋軍閥混戰不斷，使神州大地生靈涂炭，連孫中山先生及其後的國民黨人也束手無策，直到1921年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與國民黨人攜手合作，向封建軍閥開戰，讓人民看到了希望。惜乎1927年蔣介石發動4.12政變，屠殺共産黨人，終止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復又進入血雨腥風的年代。此後，國民黨新軍閥爭權奪利頻繁發動戰爭，根本不顧人民的死活，中國當然復興無望。

　　內憂復又招致外患，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達成，由此開始了全民抗戰。8年抗日戰爭，趕跑了日本鬼子，解決了外患，但內戰重開；好在僅僅3年時間，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推翻了蔣介石不得人心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在建國之初群情振奮、熱火朝天的建設高潮之後，當時黨的領導人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偏差，逐漸失去了改革前進的動力，以至於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文革結束、獲得新生的中國共産黨，掙脫了過去受到的種種由外部強加或自我束縛的羈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重又煥發了革命年代的青春活力，勇敢地向自我挑戰，邁開了改革開放的大步。經過30多年的拼搏，終於使古老的中國出現了國富民強的大好局面，目前正在為進一步建設和諧社會、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170年來的華夏神州，經歷了諸多令人無奈、令人痛苦或令人感動、令人振奮的大事件，無論內憂還是外患，舉凡改良、改革、戰爭、革命，都是給中華民族的洗禮。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才能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