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的突發事件當中，“塔西佗陷阱”一詞頻頻出現于公共討論之中。這個西方政治學的經典理論認為，當一個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他們説真話還是説假話，都會被認為是在説假話。雖然再次搬出這個常識性的理論有些俗套，但鋻於當前的輿論格局，“塔西佗陷阱”確實是解讀邵陽沉船事故最恰切的視角。

　　時至今日，公眾對邵陽沉船事故的最大疑問在於，那艘傾覆的渡船上究竟載有多少人，其中又有多少人不幸罹難。公眾和媒體之所以對這個問題鍥而不捨地追問，是因為它既是整個沉船事故中最核心的事實，也是還原真相和追究責任最關鍵的起點，更關乎那些遭受無妄之災的家庭的感情。在這個問題上，容不得任何人有任何含糊和隱瞞。

　　然而，作為距離權威信息最近的一方，身處輿論風暴核心的邵陽縣官方，恰恰以明顯失當的方式，讓自己一點一點陷入了“塔西佗陷阱”。面對坊間的各種傳聞和質疑，邵陽縣官方公佈的數據非但沒有定紛止爭，反倒一再導致強烈的民意反彈：從最初宣稱涉事渡船上僅有43人，到隨後改口稱45人，再到最終“統一口徑”為50人，相關數據每修改一次，民眾的質疑就會增多一分，政府部門的公信力也就會瓦解一分。

　　公眾質疑邵陽縣官方提供的數據，以及一些媒體自行核實遇難者名單，事實上都只是管窺當前社會輿論情勢的一個切片。借由這種不信任情緒，我們得以體認社會思潮的變遷，進而從更為寬宏的層面理解當前地方政府普遍遭遇的公信力危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社會情緒的蓄積，也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公眾不信任邵陽官方公佈的數字，是因為既往的無數事實都讓我們多了一分警覺之感，也因為在那些數不清的礦難、地震甚至流行病害中都有太多至今未明的真相，同樣還因為那些與公眾耳聞目睹相去甚遠的官方數據已經讓我們讀不懂真實的中國。厘清這一點，就不難發現，“不明真相”的公眾和媒體恰恰是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倒逼真相，維護公道和人心。

　　其實，稍有智慧的主政者都應該明白，將公共事故遇難情況抽象為一個冰冷的數字，雖已成為地方政府危機善後的慣常模式，但絕不是值得效倣的模式，更非能贏得民心的模式。總是以這種被動的姿態應對洶湧的輿情，總是以捂蓋子的做法來糊弄民眾，一旦公信力跌破底線，勢必會遭遇更為棘手的危機。

　　當然，邵陽縣官方若想正確化解危機，走出“塔西佗陷阱”，也並非沒有可能。最簡單易行的一種做法，就是儘快向社會公佈沉船事故的遇難者名單，而不是拿所謂的“當地習俗”為託詞，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如果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刻意隱瞞真相，如果河水連夜暴漲和他們無關，公佈遇難者名單顯然是最能自證清白的最佳舉措，也是以還原真相的方式給遇難者親屬一分遲來的尊重。

　　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曾站立著一個生命，在不久之前，他們還在這個世界行走，或精彩或卑微地活著；每一個生命，都不該被輕易剝奪，我們不相信活著沒有證據，更不能容忍死無對證。只有翔實的名單，才能將每一個遇難者從冰冷的數字還原為生動的人，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打消公眾對官方説辭的質疑，進而挽救一些地方政府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公信力，讓他們免於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