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和國家發改委最近的一份報告稱，目前，節能減排和淘汰落後産能形勢十分嚴峻。記者從有關方面了解到，十個部委年內將完善“組合政策”，突出差別電價、能源消耗總量限制、問責制等對企業投資和生産的約束作用，抑制“兩高”和産能過剩行業盲目擴張。（9月5日經濟參考報）

　　在最近召開的全國淘汰落後産能工作會上，工信部産業司有關人士表示，“落後産能是個技術判斷，産能過剩是個市場判斷……”其實，如果説産能過剩的存在是一個市場判斷，那麼，其“內涵”便是一個“政績判斷”。

　　落後産能之所以稱之為“落後”，在於高耗能高污染的基本特徵，並非是發展的健康理性路徑——污染環境、佔用耕地、過度消耗資源、破壞生態平衡，這些産業性的弊端，不要説專家學者，就是普通百姓也心知肚明。但在高歌猛進的經濟大潮下，很多高耗能、高污染的産業打著促進經濟發展的大旗，多幹快上、無序擴張，産能越來越過剩，對環境的戕害也越來越嚴重。

　　産能雖然“落後”，但短期的經濟效益和政績效應卻不“落後”——落後産能的“産能過剩”，隱喻著“政績過剩”的權力生態。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經濟數字指標和眼前利益，為了出政績，不顧一切上馬高耗能項目拉動地方GDP高速增長；而在短期政績效應的輻射感召下，有越來越多的行政權力以産業振興為理由配置資源、投入土地，大量營造政績工程樂此不疲，這就從單一的“要政績”變成了“政績大躍進”，形象工程和重復建設氾濫成災，扭曲了市場，無謂浪費資源，直接導致了“政績過剩”——而相應的，發展模式上的急功近利也就隨之異化成了權力倫理的淪喪走樣。

　　在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下，這種“風潮”有所減緩，但借著擴大內需的東風，此風又有抬頭的跡象。正因為與地方利益和權力政績密切相關，所以國家調控和規範整治的“形勢非常嚴峻”。

　　從這個意義上説，在遏制産能過剩方面，經濟産業政策上的“組合拳”引導固然非常重要，但對於“政績過剩”的療治也不可或缺。無論是提高制度層面的權力監管和程序正義，還是在行政決策領域引入有效的公共監督，都是應有的題中之義。（陳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