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作時

　　財經作家

　　在中國“與人為善”的傳統和地方政府發展經濟、提高就業的壓力下，央行本週和今後一個時期在貨幣政策上的變化，很可能是股市上漲的巨大障礙，也是中國經濟走向良性循環過程中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為讓讀者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這其中的奧妙，我們舉一個當年電視機市場大戰的例子。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國內的彩電業群雄並起，長虹彩電是其中的老大，第二陣營有TCL、康佳、創維、海爾、海信等一批企業。在中國不長的企業經營史上，長虹在此期間發動了一次僅見的慘烈價格大戰。當時長虹當家人叫倪潤峰，沒有當年他發起價格大戰動機的文獻，但相當大的可能是，他看到了當時整個彩電生産中産能過剩，彩電生産者不可能獲得正常利潤，而整個行業産能的形成中有一大批地方國企在競爭中已經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如果把這批産能淘汰出市場，彩電的供需恢復平衡，則行業有可能走向良性循環，因此倪潤峰在上遊與彩管廠簽訂了採購幾乎全部彩管的協議，在下游大規模下調價格，試圖一舉擠出那一大批半死不活的企業。

　　倪潤峰的算計不可謂不精到，實力不可謂不強大，但他發動此次商戰的後果，當然也不可謂不嚴重。後來的事實是，倪潤峰在上遊的彩管壟斷採購協議被當成了一張廢紙，而在下游，他發動的價格戰固然給消費者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不過他想擠出行業的對手，卻幾乎沒有退出市場的。反而是他這個彩電業的霸主，因為這個惡狠狠的行動而受到包括彩電業第二陣營幾乎所有同行的普遍指責。

　　當時長虹奄奄一息的對手很多，早期國有資本投入彩電生産的企業，幾乎每個省份都有一家。可能現在的年輕人都已經把這些品牌忘了，在上海有金星，在杭州有西湖，在內蒙古有黃河，在河南有美樂。這些地方電視機廠，就規模而言都是中小企業。就單純的經濟賬而言，倪潤峰肯定是能擠死它們的。但是這其中有一筆賬，倪潤峰是沒有算計到的，那就是地方政府。首先，這些電視機廠都是地方政府的長子，政府不但有投資，而且有各種説不清的人脈，常常這些廠的投資是某任首長的政績工程；其次，這些廠還關係著地方上一批實力人物的就業。因此挽救這些廠就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賬。

　　一旦成了政治賬，事情就變得非常説不清了，政府可以給這些企業上市名額讓它們圈錢，可以給銀行貸款，可以在地方內部搞兼併重組，甚至可以把生産線賣給別人。總之，倪潤峰發動的價格大戰，幾乎沒能使一條生産線退出市場，肯定是真的。

　　如果説當年的彩電大戰是倪潤峰試圖通過一廠之力來清理門戶，頗有些自不量力的話，那麼十年之後，經濟衰退要清理整個中國企業界的門戶，則是世界潮流。因為全球性的經濟衰退或者説危機出現，本身就是對經濟運行中過剩的生産能力進行調節的一種波動。在這種波動中，生存能力弱的企業退出市場，是對市場中供需關係的一種調整。這可以避免長期中市場過度處於買方，使企業沒有能力來完成自身的技術能力提升。因此央行在這個過程中採取穩健的甚至是保守的貨幣政策，才是順勢而為之舉。只有相當一部分生産能力退出市場，剩下來的企業才能活得好。也正是因為市場開始逐步地理解這種大的形勢和央行的策略，所以市場在緊縮政策之後，已經開始了一輪上漲。

　　但是，這種明智的策略，必然會導致像倪潤峰當年發動彩電大戰時受到的指責和壓力一樣的結果。因為在慘烈的淘汰過程中，誰都不願望被擠下車去。尤其是擔地方經濟發展和就業之責的地方政府，必然要為自身利益説話，經濟學界也必然要有人為這種思潮的涌動代言。

　　也正是因此，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央行的緊縮策略能否堅持，將會是本輪股市上漲能否持續的關鍵要素。可以看得到的是，最近政界已經有相當一批要員開始講話，要求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寬鬆，很有可能的是，央行會因為政府高級領導人的這種表態而改變策略。如是，則當是中國經濟走不出混沌狀態的一個轉捩點。而股市的這一輪上漲，也可能因此徹底改變性質，成為又一次稀裏糊塗的“反彈”。

　　所謂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也就成了空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