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起泯滅人性的事件都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和對生命缺乏天然的尊重比起來，制度性的反省或許更重要。

　　這已不僅是觸目驚心，而是令人髮指。河北省安國市中醫院出診救治一名被車撞傷的智障流浪女，進行簡單包紮後將其丟棄至鄰縣境內樹林，該女子第二日被發現死亡。據該醫院解釋，值班副院長在詢問流浪女病情後，顧及醫院利益及病人實際情況，才決定將其“送”至鄰縣博野境內。

　　多麼溫情脈脈的“送至鄰縣”，它不由促人想起類似的痛苦事例：為了迎接上級的衛生檢查，或者將轄區內的乞丐“遣送”走；或者命令當地公安部門把流浪者“處理”掉。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冷血舉動：本更應為弱勢者療傷的職能部門卻對他們背過身去，甚至施以暴力；那些“職務行為”下的個體也喪失了最基本的悲憫與人性，成為執行指令的機器。於是，冷漠在不斷地製造悲劇。

　　把貧窮當作累贅，這是一種人性之罪，也是不得不接受的沉重現實。不過，智障流浪女之死，關鍵並不在這裡。假如不是智障女，而是另一個“窮人”，在無法支付費用的前提下，安國市中醫院會對他進行救治嗎？答案多半否定。智障女的死之所以愈加讓人意氣難平，只不過是因為她以卑微的身份符號，以及自己的無辜之死，放大了這種貧困者的命運。正因為如此，與其説智障女死於群體性的冷漠，倒不如説她首先死於醫療救治的“潛規則”。

　　于智障流浪女之死，這種“潛規則”主要表現在“院前急救”的執行難。儘管根據相關法規，病人送醫，醫院不得坐視不救，但在現實中，院前急救仍未成為一個公益性的公共服務領域。一方面，大多數院前急救的費用偏高，另一方面，由於缺乏法律的剛性約束，追責無力，所以院前急救並不能被“無條件地執行”，常常在費用面前止步。

　　一個規則要有效，且讓人自覺地執行，首先它自身必須是明朗而理性的。否則，職業行為與個人道德必將衝擊最底線的正義。回到智障女事件，我們會發現，類似的“潛規則”不獨在醫療救治上。作為智障的流浪女，她為什麼沒有被精神病醫院收治？或者得到基本的社會救助？類似的缺失，讓她不得不流浪在街頭，遭遇並不該發生的車禍。對智障者和流浪者漠視，往往是無人問責的。所以，它們的執行也更多停留在良心的層面。

　　任何一起泯滅人性的事件都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和對生命缺乏天然的尊重比起來，制度性的反省或許更重要。對於“送至鄰縣”、“遣送”、“處理”惡劣事件一再發生，最應當的是拷問醫療與救助體制，只要體制不改，更多的“被拋棄者”將難以杜絕。

　　□王聃（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