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長建議用“新廣州人”取代原有 “農民工”稱謂。應該説，這是一個尊重農民工的可喜信號。但是換個角度看，稱謂只是一個代號，取消字面上的“農民工”稱謂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農民工”不就是到城裏打工的農民嗎？農民工一詞本身並不代表歧視。農民工真正需要的是權利、地位平等與一個溫馨的家園，而不是什麼“稱謂”名分。一代農民工也好，二代農民工也好，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權利、地位問題，即使稱農民工為“上帝”也沒有什麼意義。給農民工改名只是一種隔靴搔癢式的尊重，並不是脫胎換骨改變農民工群體身份的破冰之響。

　　現在，政府與社會都在關注農民工，為維護農民工權益作出了不少努力。比如，社保待遇全國“一卡通”；提高農民工資水平；打破城鄉壁壘，用居住證取代暫住證；將農民工子女納入城市義務教育序列，建立覆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在內的農民工社保體系，將農民工住房問題納入城市發展規劃，給農民工辦理公積金，稱呼農民工為 “新市民”。泛珠三角洲、泛長三角洲地區還成立了農民工維權聯盟。

　　但我們同時也看到，因身份差別導致農民工與市民權利不平等的問題仍然客觀存在，如城鄉公民同工不同酬、同傷同死不同賠，城市居民歧視農民工，農民工子女入學難，農民工就醫難、買房難、租房難，等。生活的壓力，老闆的霸道，城裏人的歧視，又沒有法律與制度為他們撐腰，不少農民工仍處於無助的境地。歧視農民工、侵犯農民工權利的事情仍時有發生。

　　當然，在城鄉二元結構、身份差別與公眾身份情結暫時無法根本改變的現實情況下，指望所有城市居民都主動關愛農民工，維護農民工權利不太現實，即使稱農民工為“上帝”也不能解決問題。其實，判斷農民工是否受到尊重，關鍵不在稱謂，而在於他們的生存發展權利是否受到尊重。在於政府是否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從制度層面和感情角度消除對他們的歧視觀念，全力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關愛農民工形成了風氣，尊重農民工成了習慣，幫助他們享受到城市發展與改革的成果，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讓他們感受到城市的包容胸懷。這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

　　而且，戶口被賦予了不恰當的福利附加值，農民工住房、養老、子女教育都是無法繞去的現實問題。在房價高企的底下，多少農民工有能力在大城市買房置業？農民工尚且不能安居，談何樂業？“農民工”改名如何承載農民工的家園夢想之重？

　　正如長期調研農民工問題的安徽省社科院專家王開玉所言，“城市化不僅指農村人口從形式上轉化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內涵是指生存條件、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的城市化。城市從心態上接納他們”。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身份問題，離不開政府和社會為所有公民平等賦權。也期待國家權力機關從立法層面徹底取消戶口、身份界限，促進人人平等的公民社會的建設。當農民工感受到來自城市的家園關懷，城鄉二元化結構徹底打破，農民工享受到城裏人的待遇以後，他們才算真正被城市接納了。那時，“農民工”稱謂自然會退出歷史舞臺。

 （劉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