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索尼、華納、新藝寶、環球在內的7家港臺大唱片公司，將深圳市迅雷網絡技術有限公司告上法庭，索賠2050萬元，理由是“明知或應知未經他人許可上傳侵權的錄音製品，提供搜索、鏈結、榜單及下載服務”。（近日《廣州日報》）

　　涉及知識産權的官司，其實越來越多了，但基本上只讓我重復地生出慨嘆：在中國，最難維之權，莫過於著作權；在中國，最弱勢之人，莫過於著作權人。

　　著作權的難維權，首先，在於正當權利未必是法定權利；法律未必保護正當權利；法律未必不保護不正當權利。

　　這段時間以來，我個人現實操作一些著作權的維護工作，以各類評論性文章為切入點，儘管才剛剛開始，卻已經結結實實地領教了維權的艱難。

　　譬如説，我們中間的一個人，他遵紀守法，他辛苦工作，有了勞動果實，從社會規則上説，能夠容得其他人偷了去、搶了去嗎？一般來説，當然是不容得。但現實，卻是評論作者的勞動果實，偏偏被法律允許了任由人偷、任由人搶。

　　有條文可據的，“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其他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已經發表的關於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這是著作權法第22條的規定；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提供在信息網絡上已經發表的關於政治、經濟問題的時事性文章”，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這是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6條第7款之規定。

　　誠然，在法律法規的相關條款中，都後置有例外。在著作權法中，表述為“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在《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表述為“不得提供作者事先聲明不許提供的作品”。類似條款，本應是前置性的，只有經著作權人同意，才可以付費或不付費地轉載使用其作品。當前置變成了後綴，條文本身，實際已相當荒謬了，相當於法律規定，偷東西、搶東西都合法，除非，東西的法定擁有者預見到東西的必然被偷、搶，並對前來偷搶的人説，我不允許你偷、搶我的東西，然後，偷搶才是違法的。造成了現實的維權操作怎樣艱難，是可以想見的了。

　　在具體環節上，著作權法與《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的立法初衷，顯然不是讓寫作關於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評論作者通通餓死，卻起到了這樣的實際效果。這種前提下，維權，幾乎成為笑話。

　　7家公司向迅雷索賠案，其實面臨同一困境。即“明知或應知”前提下，提供盜版鏈結是不道德的，但不道德，卻並不意味著不合法。

　　不談論什麼大道理，只在生存底線上説一句話：任何一個勞動者，他有選擇勞動方式的權利；他應該有對自己勞動果實的擁有權；他有交易自己的勞動果實以維持生存的權利；如果法律不保護他的上述權利，則具體的法律條文乃至整個法律本身就不道德。

　　明確正當權利為法定權利，在相當程度上，便是法律存在的價值，是社會運行能保持著公平正義的基礎。7月14日，有報道説，《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工作近日正式啟動。但願經本次修訂，能至少在上述之明顯不合理的環節上，將正當權利明確為法定權利。

（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