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區檢察院從1月至5月，共受理利用國外假學歷實施的詐騙犯罪7件，涉33人，涉案金額達796.8萬元。受害人分佈在全國各地，達339人。犯罪嫌疑人傍名校開設培訓公司和辦公地點，承諾不需要上課和考試就能拿到美國大學博士文憑。（中國青年報6月20日）

　　自唐駿深陷學歷門後，“克萊登大學”文憑疑雲如陰霾籠罩社會一部分人，他們不能預料何日把柄被抓，懼怕失去目前所擁有的名譽、地位、職務和薪酬。那麼，為什麼他們仍要鋌而走險，游離于道德底線與功成名就之間？

　　一切都與假文憑所帶來的急速致富與成名的巨大利益有關，而緊緊圍繞在這一交易市場中的參與者，無不各取所需，悠然于法律監管與追責之外，而這一龐大利益群體已緊緊抱團，大有撥出蘿蔔帶出泥般同生共死的悍然與無懼。

　　我想説的是，文憑不一定能反映能力，有時候，文憑還不能跟能力成正比。但是，在一個崇尚成功、浮躁冒進、只想省事和快捷達標的社會，文憑無疑是最容易辨別一個人能力的捷徑，也就是説，無論是招聘、挑女婿，在可選擇資源那麼多的情況下，文憑最具先聲奪人之效。

　　於是，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報道中的高管，都急於用文憑證明自己，迫切需要獲得認可，至於是否親身在校讀書，能不能感受名校的學術氛圍，他們不在乎，因為無知與自卑，他們底氣不足，所以明明一眼看穿的騙局，他們毫不猶豫地花錢買文憑。有需求，有市場才能産生不法者及其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的高級騙術。

　　巨大利益不斷吸引高智人群，正如報道中所説，“由於犯罪嫌疑人是以辦學名義進行詐騙，這就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涉案的犯罪嫌疑人中，1人具有博士學歷，3人有碩士學歷，其餘的也大多具有大專以上學歷。”這更説明，在利益驅使面前，無論人自身學歷多高，多有覺悟，依然不可避免冒風險違法。當然，違法成本太低，或者懲戒力度太小，也是誘因。（李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