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上收的監管權為何仍然靠不住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現行體制下，一些地方監管部門的辦公經費和人員工資，要依靠上級返還的收費罰款來“解決”，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門和工作人員的“執法為利”。 山東某縣質監局一位食品審查員曾多次向記者反映基層監管問題：“現在的財政供養機制不是很順，收費罰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約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資福利就從收費、罰款中出。如果説之前曝出的上海出租車運營是‘釣魚執法’，我們現在就變成了‘養魚執法’，每天的工作目標就是想著如何完成‘創收’任務。”（《新京報》4月19日）

　　為什麼“三聚氰胺”奶粉、“染色饅頭”、“回爐麵包”、“瘦肉精”豬肉和“牛肉膏”等食品安全事件屢屢發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監管部門瀆職、失職、濫用權力。一些地方監管部門不但平時疏于監管，而且在媒體暗訪和上級部門檢查時，為制假售假者通風報信，因為，制假售假者不但支持了地方稅收，而且是一些執法部門的“衣食父母”。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這些失職、瀆職的監督部門，大部分是省以下直管的執法機關。前些年，為了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干擾，加大對制假售假等違法行為的懲治力度，包括質檢、工商、土地、藥監、地稅等多個行政執法機關的人財物，都收歸省級機關直管。可是，食品衛生安全事件並未減少，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勢頭，上歸的監管權力怎麼也靠不住呢？

　　我們以往總是認為執法機關對於制假售假瀆職、失職的原因在於地方保護主義，但是，今天我們看到，將地方執法權力上收後，上級機關仍然會濫用權力，他們將執法權力當作牟利的工具，將罰款作為考核地方執法機關表現的杠桿。可見，讓權力清廉和公正，關鍵在於權力是否得到有效的監督與制約，正如學者蕭公權所言：“不受約束的權力，留在中央，就形成中央集權，分給地方，就形成地方集權，形成諸侯經濟。權力不論留在哪個層級，都是一種無限的權力，而無限的權力必然會走向腐敗。”

　　這足以讓我們好好反思。當質監、工商、土地、藥監收歸直管後，有無採取後繼措施來監督與制約這些上收的權力，讓它們循著“執法為民”的道路行使？是不是將地方執法權力上收後，盲目相信上級機關與上級官員，而任由其隨意執法？

　　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將質監、工商、土地、藥監收歸直管後，真的能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嗎？記者的調查似乎給出了一個答案：不能。一位地方質監部門負責人向記者抱怨説，“政府頭等大事是發展經濟，監管部門如果只是管管小企業、打打蒼蠅還無所謂，要是對於地方‘有重要貢獻’的食品企業、行業‘鐵面無私’，領導就會找你‘談話’。”上級部門有罰款的執法利益，地方政府也有稅收的地方利益，而地方執法機關處於地方政府管轄之下，上收後的執法機關真的能抵制來自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預嗎？

　　在諸多行政執法機關權力上收以後，呈上升趨勢的制假售假等違法犯罪現象説明，不能指望權力上收就能達到吏治的清明，不必再拼命地呼籲將權力不斷上收——有時，上收的權力更缺少監督而更容易導致腐敗。我們更應當問的是，權力之間是否有效地進行了監督、制約，權利是否能有效地監督權力，民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決策權”是否得到了切實的保障。（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