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貼條”若是舉報，豈非人人有權貼條

    如果硬要將協管員的這一“貼條權”解釋為“監督舉報權”，那麼“貼條權”就應是所有人的權力，因為每個公民皆有監督舉報權，是否以後每位公民在看到違章車輛時都有權往上貼條？

　　從今日起，北京市交通協管員發現機動車未在道路停車泊位內停放的，又有權在違章車輛上貼條了———只不過，這張“條”的名稱變成了“停車記錄告知單”，而非“違法停車處理告知單”。“停車記錄告知單”認定的違章行為還需要經過交警的審核確認，才能對違章者予以處罰。

　　2008年6月，按公安部要求，北京交管局曾叫停交通協管員對違法停放的車輛“貼條”、拍照。現在，交管部門刻意強調此“貼條”非彼“貼條”，不是“恢復”貼條權，而是“一種全新的協助執法方式”。但從實際效果上看，兩種“貼條”似乎並無區別。新的“貼條”看似引入了交警審核確認程序，但“貼條”本身是由協管員獨立完成的。

　　從程序上看，協管員在違章車輛前車門的玻璃上粘貼《告知單》後，通過相機或攝像記錄停車事實，將《報告單》和圖像視頻資料報告交管部門。交警的審核確認事實上是一種書面審核。它不過是將執法分解成了兩個階段，一是協管員前臺“貼條”，二是交警後臺確認。由於交警的審核是在事後根據協管員提供的證據材料完成的，基本上可視為一種形式審核。通俗地表達，就是“協管員填單，交警署名”而已。

　　交管部門解釋稱，協管員主要是起到監督舉報的責任，不直接具備處罰權。如果硬要將協管員的這一“貼條權”解釋為“監督舉報權”，那麼“貼條權”就應是所有人的權力，因為每個公民皆有監督舉報權，是否以後每位公民在看到違章車輛時都有權往上貼條？

　　交管部門相關人士還拿出了協管員可行使“貼條權”的法律依據：根據《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第78條第4款的規定，道路交通安全協管員的職責是“協助交通警察維護道路交通秩序，勸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這裡的“告知”一詞被引申出“貼條權”———往違章車上張貼“告知單”也被認為“告知”。

　　但是，這個“辦法”並非國家法律，地方立法甚至地方政府能否將交管執法權分解，並委託協管員行使，值得商榷；其次，就算協管員的存在合法，“辦法”也只賦予協管員“協助交警維護交通秩序”的權力。換言之，協管員行使勸阻和告知職責時，應是輔助性的。但在程序上，“貼條權”卻完全是由協管員獨立行使，這種前臺“執法”交警甚至都沒有出現。協管員反輔為主，似乎並不合乎“辦法”的精神。

　　在2008年公安部發出的《關於加強交通協管員隊伍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要求“協管員執勤必須有交警帶領，並嚴禁交警及其他管理部門對協管員下發罰款指標”。北京市也是據此停止了協管員的“貼條權”。現在公安部的規定並未廢止，協管員貼條顯然也並沒有交警的“帶領”。如果説三年前協管員的“貼條權”被取消是因為不合法，那如今的恢復又是因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