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國強：婚姻怎樣成了一件“馬甲”

　　“寧拆十座橋，不破一樁婚”，在傳統觀念中，婚姻是“神聖”的，離婚是“難聽”的，為追求愛情而離婚，是傷風敗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解放運動開始破冰的年代，傳統的婚姻觀遭到了質疑與挑戰，張潔的短篇小説《愛，是不能忘記的》在社會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議，爭議的“成果”之一，是恩格斯關於婚姻的一句名言，即“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得到了極大的普及。稍後因同樣原因“出名”的小説是《懶得離婚》（作者諶容，演員梁天的母親），寫一對無愛的夫妻，在社會偏見和各種現實問題的限制面前，只能維持著無愛的婚姻。小説被選入《新華文摘》，可見其影響力。

　　婚姻的“神聖”外衣，至少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還沒被丟棄，離婚對當事人來説，也不是一件可以全然不忌諱周圍“輿論”的事情。

　　但是，二十年後的今天，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婚姻的“神聖性”已經土崩瓦解，被“工具性”所替代。據《法制日報》報道，隨著各項樓市調控政策如二套房首付提高、三套房全面停貸、提高按揭利率、“限購令”的出臺，民眾為買房而規避政策，各種手段也應運而生，假離婚者增多，由假離婚引發的訴訟，已成為基層法院一大受案類型。

　　假離婚並非新創意，只是於今為烈。此前，舊房拆遷、孩子入學，更早的福利房分配，都曾在各地引發假離婚。“神聖”的婚姻，成了一件用來套取利益或規避損失的“馬甲”，穿上或脫下，已經和羞恥心、羞恥感無關，僅僅跟房子或別的什麼實物、實利有關。

　　延續幾千年的婚姻“神聖性”，為什麼如此脆弱，不堪一擊？擊破這“神聖性”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一言以蔽之：以政績為最高訴求的執政行為。以“房子”為例，當房地産成為GDP最便捷、最肥沃的源泉時，各種政策措施都向其傾斜，比如“土地財政”，比如少建、慢建保障房，以一種竭澤而漁的方式，把各種資金引向樓市，給其他産業的發展、民生需求造成困難，為買房而“假離婚”，僅僅是“政績精子”受孕所形成的怪胎之一。

　　這種執政模式，在微觀層面也不乏其例：需要你為“教育政績”、“民生政績”貼金的時候，民工子弟學校就是“先進”，讓你上臺領獎，看中你這塊地的時候，你就是“非法”的，是“取締”對象。要樹創業典型時，唐福珍夫婦風光一時，有違章建築也放你一馬，要強拆時，“創業典型”不管用了。這種以GDP為訴求，以權力為主導的執政行為，一定是短視的，出爾反爾的，法律往往是缺席的。缺乏起碼的誠信，讓民眾無所適從。

　　再看“假離婚”人群，無論其錢多錢少，有一個共同特徵，即沒有公權力可以私用，只有把“婚姻”當作一種資源來用，有公權力的人，不但不需要離婚就能分到超過居住需要的房子，還可以把手伸到市場裏取得“房票”牟利——所謂的“市場經濟”，其“特色”就是缺乏法制規範，給了權力充分施展能量的空間。

　　社會德性的培育，首先需要執政者、執政行為的誠信、恒定為示範與引導，以此鼓勵、培育民間的道德土壤。當“公平”這一公共産品供應不足時，富人也是沒有安全感的，只有拼命增加財富來自求保障，這時，什麼婚姻的“神聖”，什麼羞恥心，等等，都顧不上了——婚姻就是這樣淪為一件“馬甲”的。三十年改革，只注重經濟發展，忽視精神信仰建設，沒有道德底線，各種荒唐現象就層出不窮。

　　現在來回想那個以《愛，是不能忘記的》為標誌的年代，恍兮惚兮如前朝舊事，近乎“白頭宮女在，閒坐説玄宗”。社會確實是發展了，但是“發展”就一定是進步——人的進步——嗎？把婚姻“發展”成“馬甲”後，“人”，將向何處發展？

　　“丈母娘抬高房價”的年代，實際上已經把恩格斯名言改成了“沒有房子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但是，“房子”可以作為一個民族的道德尺度嗎？一個有幾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延續了幾千年的道德文化就這樣輕易地被瓦解之後，十幾億人口還能以什麼作為自己的道德準則？我們的道德出路究竟在哪？即使有一天每一個家庭都有了足夠面積的住房，何處是安放內心的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