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考察“私德”，又一塊制度的“補丁”

作者：房清江

      杭州富陽市推出幹部考核新模式，考察幹部8小時以外“私德”情況。按規定，8小時以外的官德考評包括：生活作風、家庭關係、有沒有拖欠物業費、有沒有在小區亂停車等。實行不久，有人擔心該方法會侵犯隱私。當地組織部門表示，將確定隱私範圍。（1月14日《新京報》）
 
      在提倡創新的年代，富陽的幹部考核新模式，毫無疑問可以列入“創新”的行列。但凡“創新”就意味著有顯性與隱性兩個方面問題，比如這個考察“私德”，顯性的是組織部門重視，欲在措施上給力；隱性的是，幹部的“私德”問題已然成為了這個地方的突出問題。同時，這些問題則又説明了這個地方在幹部的教育、監督與管理上，存在比較大的漏洞，使得一些幹部諸如生活作風、家庭關係等家庭婚姻道德，繳納物業費、按規定停車這樣的社會公德不能得到很好的遵守。
 
      不可否認，當這樣的幹部大面積存在，給幹部考察帶了很大困難，給“帶病提拔”留下了很大的隱患。正是基於這種考慮，才會讓人覺得過去的幹部考核模式OUT了，才會覺得改革幹部考核的方式方法顯得很緊迫。但是，仔細深究卻不難發現，考察幹部8小時以外“私德”，更像是對幹部的一種監督制度，是用幹部考核替代了幹部監督管理的失位，是用幹部提拔作為了制約幹部8小時以外行為的籌碼。倘若，一個幹部失去了提拔任用的機會或者沒有進步的動力，那麼這樣的考察模式，必須會大打折扣。
 
      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在分析中國歷史時指出，中國政治制度演繹的傳統是，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制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結果制度越來越多，往往造成前後矛盾、執行困難，反而失去效率與效力，這就是有名的“錢穆制度陷阱”。 考察“私德”，表面上看是模式創新，其實是給現有的制度打“補丁”，這種給制度打“補丁”的作法，恰恰掉入了這個陷井。比如，根據這個考核模式，如何區分和界定公私領域，又如何查實和處理考核中發映的問題、如何處置考察中的爭議等等，都需要進一步厘清。此外，8小時之外，如此大的範圍，如何保證評價不偏聽偏信？據介紹，“走訪、調查人數有時會超過200個”，那麼，眾多的被考核幹部，眾多的座談群眾，到底需要多大的人力與精力來開展這項工作？
 
      畢竟有效的監督制度不可能是一個單項的制度，而應是一個制度體系。這個制度體系不是以制度的多少為標準的，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於管不管用。因此，制定制度要切中問題要害，建立真正管用的制度框架。比如，對幹部8小時以外的“私德”問題，應該是按照幹部行為規範的要求，加強監督與懲處力度，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將端正幹部的“私德”當作幹部自覺遵守的普適性要求，功夫下在平時。幹部考核、幹部選拔更多地是對這些結果的運用，並作為其間的一個環節，予以緊密銜接，而不是越俎代庖，在制度上打“補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