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孝任官 關鍵不在考什麼而在如何考

　　近日，“鴨梨之鄉”河北魏縣因把德孝列為提拔官員的必要條件而引發廣泛爭議。該縣規定，提拔幹部必須有夫妻雙方父母的德孝意見證明，無德不孝一律不考慮。（《鄭州晚報》1月10日）

　　有論者批評這種做法把官員的公德與私德混淆在一起，我不太贊同。自世襲貴族制從戰國時期淡出中國歷史後，品德與能力在理論上就成了歷代選任官員的兩種最重要因素。因為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信奉“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的邏輯，所以在傳統中國，公域與私域幾無分別，公德與私德也沒有明顯的區分。自漢代宣佈“以孝治天下”開始直至現在，中國從來就沒有把包括公德與私德在內的品德，排除出對官員的考察之外。

　　而在西方世界，雖然從文藝復興起就逐步對公域與私域進行了明晰的界分，但是由於官員的身份天然地跨居公私兩域，即使是在以自由主義立國的現代英美等國，官員的私德仍然是影響其是否能夠得到公眾信任、從而獲任公職的重要因素。比如説，在選舉過程中，若候選人私德不佳，一定會被競爭對手拿來大做文章，從而可能影響到其當選；在任官員或者議員因被媒體曝光私生活不檢點而主動去職的例子也所在多有。

　　因此，魏縣把是否孝順這一私德列為任用官員的一個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魏縣官方明確説這只是“在政績考核之外的又一項考核”，“前提還得看是否有政績”），本身並無多大不妥。

　　真正有問題的是由組織部門對官員的品德進行考察是否切實可行。不僅如論者所質疑的那樣：“哪個父母會在兒子準備提拔的關鍵時刻不給出具德孝證明呢？”更重要的是，這種由少數人評定公職候選者品德的做法，根本就很難靠得住。

　　除非是用錦標賽式的方式僅僅著眼于GDP等單一的指標競爭，否則即使是對官員的政績考核，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是對主要體現于個人日常行為中、更加不容易定量定性的品德進行鑒定。舉個歷史上著名的例子：西晉步兵校尉阮籍荒誕不羈，在家脫衣裸形，酒後睡在鄰家賣酒美婦的身邊，母死箕踞（一種極其無禮的坐法）不哭而醉酒，其實品格超邁且非常孝順。而近年來受到查處的貪腐官員中，人前道貌岸然、背後道德敗壞的難道少了嗎？這些官員的道德問題，眼睛雪亮的群眾，一般總是能夠比組織更準確、更全面、更及時地了解；只不過群眾雖然知道，卻很難對這些官員的升遷去留有什麼影響罷了。

　　道理其實非常簡單：“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要看準一個人，連堯舜禹這樣天縱英明的“大聖人”都不容易做到，何況是要認清一整支官僚隊伍的品德。不要忘記英國思想家密爾的一個教誨：即使是最聰明的君主，也必然會在以個人監督群體、以少數人監督多數人面前束手無策。因為在這種以少對多、以遠對近的監督中，信息不對稱永遠是個難以消除的障礙。

　　因此，在官員的考核任用上，更加應該關注的不是考核什麼，而是由誰考核、如何考核。否則，再科學全面的考核內容，也會因為信息不對稱而趨於失真、失去作用。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把監督延伸到8小時之外的所謂反腐創新，之所以無一例外地效果不彰，主要原因即在於其所延續的主要由組織部門而非公眾對官員進行考核的做法，無法解決這種信息不對稱的致命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