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峰：“偷逃過路費判無期”的法律之憾

　　河南禹州市一農民時某購買兩輛大貨車拉沙石子，為了不繳高速過路費，時某將車改成假軍車營運，8個月裏，免費通行高速公路2361次，偷逃過路費368萬餘元。事發後，平頂山市中院認為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判處其無期徒刑。（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11版）

　　這顯然是一個嚴厲的案例，正如報道所言，“偷逃過路費被判無期徒刑，從媒體的公開報道來看，在全國範圍內還未有先例”。

　　這一“未有先例”，既體現在對“偷逃過路費”金額的認定上——“8個月裏，免費通行高速公路2361次，偷逃過路費368萬餘元”，以此計算，時某日均逃費約10次、15000多元；更體現在對罪名的認定上——“認為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時某以非法佔有為目的，騙取河南中原高速公司免收其通行費，財物損失達360多萬元”。

　　儘管，該認定確實不無法律依據，按照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使用偽造、變造、盜竊的武裝部隊車輛號牌，騙免養路費、通行費等各種規費，數額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但無論是從法理還是情理上，這一認定很難讓人完全信服。

　　一方面，“偷逃過路費”雖確有欺騙情節，但將之等同一般意義上的“非法佔有”，並不公允——時某當真佔有了“368萬元”，高速公司當真損失了360多萬元嗎？據時某交代，幾個月內大概掙有20多萬元。這意味著，如果時某嚴格去繳納每天15000多元的過路費，他將每天虧損1萬多元——這種情況下，時某可能會連續8個多月、甘願虧損地去為高速公司貢獻368萬元過路費嗎？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即使“偷逃過路費”確實構成犯罪，按詐騙罪“判無期”，是否罰當其罪？依據《刑法》，“逃稅罪”的最高刑罰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與正經的“稅”相比，“費”的正規些、嚴肅性、不容侵犯性無疑要低得多，現在，“逃稅”尚且最多“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逃費”何以就能“無期”？

　　更不用説，在時下各種收費中，高速公路通行費本身又是一項合理性不足的收費——原本應作為免費公共品的高速公路，不僅收費里程世界第一（90%以上均為收費公路），而且收費標準也畸高不下。

　　“偷逃過路費”被判無期，不禁讓人想起“許霆案”中的那個“無期”——惡意取款成了“盜竊金融機構”，“偷逃過路費”成了“詐騙”，二者的定罪邏輯何其相似？如果這樣的定罪邏輯成立，那其他應“無期”的犯罪又該有多少？比如，有錢人騙取保障性住房、公務人員利用職權低價獲取高檔住房，是否也該“無期”？（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