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十大名樓聯合申遺的消息，記者就此事致電湖北、湖南兩省文物局時，有關文保專家指出，按照程序，申報世界文化遺産需要經過國家文物局審批，但目前中國計劃申請世界文化遺産的清單中並沒有十大名樓在內。十大名樓許多都是現代新修的，僅岳陽樓、天一閣等少數樓閣屬於國家文物保護單位。有好多連文保單位都不是，屬於“假古董”。（11月5日《北京晨報》）

　　十大名樓“抱團打包、集體申遺”的行為，這在今天的大多數人看來，無疑就是一種“渾水摸魚、借雞生蛋”的典型手段。不過，倘若我們能對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的急切需求有所了解，也就大可不必對於一些地方“假古董申遺”抑或是“拆真造假”的行徑感到奇怪了。

　　然而，就算是“ 聯合申遺”再怎麼重要，都也不及對現有的文化遺産做出必要的保護措施更為急切。事實上，文化遺産從來都不是僅僅依靠後來的復原修建所能夠得以體現的，但是有些所謂的景區明明知道自己不具備申遺的條件，卻還是試圖通過捆綁的方式來達到目的的做法，不僅浪費了公共資源，而且也對今後“申遺費用”的成本轉嫁下了伏筆。

　　儘管按照中國文物學會歷史文化名樓保護專業委員會會長鄒律資的説法，“每一座能夠保留下來的樓閣都有著厚重的文化支撐和延續”，可這些所謂的名樓，大都是近一二十年的鋼筋混泥土結構，即便是修復，也尚未沿襲中國傳統建築中磚木結構，不僅難以體現其文化歷史價值，更也和申遺所強調的“原真性”大相徑庭。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在當前經濟轉型的背景之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謀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勢必會患上所謂的“申遺”綜合徵。正因如此，無論是一些城市的搞所謂的“復興古城、集體申遺”的政績運動，還是與其相悖的“拆真造假、施行開發”的産業模式，這樣的做法儘管“殊途”，但卻在利益追求的一面達到了“同歸”。

　　那麼應當如何切割“申遺”背後的利益糾葛？著名作家馮驥才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把‘申遺’改為‘審遺’，對已確定的非遺進行審查，以此提醒地方政府對文化遺産要認真負責。”這樣的方式或許能夠産生一定的效應，但我們也應當看到，申遺不僅是和地方利益的驅動有關，更與國家的榮譽相連。正因如此，面對當前一些地方過於氾濫的“申遺”現象，除了要考慮部分國家利益之外，也需要一個對於地方官員政績觀念的制度約束，特別是一些不符合申遺的項目，則更需要進行審查。

　　不可否認，不管是制度保障多麼完善，或許也不能完全阻隔那些一些地方“借申遺之名而行漲價之實”的事例發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也能保障那些明顯的“假古董”不再搶佔社會資源，浪費申遺成本。所幸的是，此番十大名樓“聯合申遺”，畢竟還只是一些地方的一廂情願。對於這樣一個連部分專家學者都嗤之以鼻的“假古董”，我們也難以想象，這樣的“聯合申遺”最終會得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