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退出公民可自決的審批項目，不僅可以提高行政效能，還可以進一步夯實遏制行政審批環節腐敗的制度基礎。

　　《國務院關於第六批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近日公佈，《決定》取消和調整314項行政審批項目，其中不少項目涉及原先認定的“敏感領域”。引人注目的是，《決定》還提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者仲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

　　政府退出無須管理的領域，勢屬必然。一方面，政府的管理觸角不可能抵達社會和經濟事務的方方面面，“看得見的手”管得太多，既管不了也管不好，而且無謂增加過多行政成本。這些成本，又往往會通過公民、法人等組織的分攤而消化，實際上，會阻礙社會和經濟輔助力量的發育生長。越來越繁雜的社會和經濟事務，需要非政府力量的參與治理。

　　另一方面，成熟社會的養成，從來都是以內生性力量為推手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能力培養自己的合作方式、行業規範，這些方式和規範往往因為貼近現實而更有效率，因此，可以起到資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還要看到，政府退出，從根本上説就是行政審批權力的下放或交還。不合理的行政審批權，不僅意味着社會負擔的加大，還意味着尋租空間的創設。政府退出公民可自決的審批項目，不僅可以提高行政效能，還可以進一步夯實遏制行政審批環節腐敗的制度基礎。

　　當然，從現實來看，政府退出該退出的領域，是利益鏈條的正向重組。意義再重大，作用再積極，也可能遭遇形形色色的軟硬阻力。從這個角度講，要防止政府退出只是名義上的退出。實際上，政府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以及怎麼管，已經建立了比較健全的行政法體系。批次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就是行政法對行政關係的調整，而在上級法層面，也有較完善的法規設計。

　　讓政府退出公民可自決項目別停在名義上，需要系統性和結構性的改進。其一，是嚴格按照行政許可法等制度行事，否則嚴肅追責；其二，是盡可能厘清行政審批環節的利益格局，剝離附着其上的部門和個人利益，使行政中立化客觀化。如果政府是不必要的利益方，那麼，通過各個環節尋求利益就會成為不可消解的內在衝動，政府退出就可能成為空話。類似無視行政許可法的事情仍可能發生。其三，是在公民可自決的事項上，盡可能創造條件擴大其權利或選擇空間，如此，才能發揮其創造力和實踐力，進而激活更多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