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邵陽城區，如果你違章停車，哪怕的確出於無心，哪怕違章客觀上是由標誌設置不當造成，你也會收到“市容監督員”開出的一張10元罰單。這些“市容監督員”大多在40歲至60歲之間，在全市有1000人。他們為邵陽市城管局聘請，分佈于各個城區。“市容監督員”所罰款項雖然上交給財政，但其中的80%卻作為獎勵返還給他們。

　　這一幕是如此“面熟”，邵陽方面坦承這種做法借鑒了“省內”其他城市的經驗，但很顯然，這種做法絕不局限于“省內”。讓那些40～60歲的退休或者半退休之人去檢查市容，甚至去罰款，可以説是許多地方的“成功經驗”。

　　邵陽聘請“市容監督員”的初衷，不外乎各種違規行為海量存在，執法人員嚴重不足。 這確是很多地方的實情。正是由此，聘請“市容監督員”並且從財政上給予一定的補貼，完全可以理解。但問題在於，“市容監督員”何來罰款的權限？

　　對於這些“市容監督員”有權罰款，邵陽市城管局解釋為是一種執法委託。但是，執法權是一種法定權力，豈能隨意委託他人？邵陽委託“市容監督員”執法，無異於不經法定程序就隨意出讓了執法權。也許有人認為，邵陽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城管工作的“外包”，是政府向社會購買公共服務。應該明確的是，政府向社會購買公共服務這種“外包”完全可以探索，但必須真正搞清楚，外包的究竟是什麼。

　　前不久，深圳城管外包的探索，由於所托非人屢屢出現問題，引發巨大爭議。雖然深圳方面表態城管外包不會停止，但由此得到的很明顯認知是：服務可以外包，執法權絕不能外包。

　　執法權外包，本質上是破壞法定授權。邵陽將罰款權“委託”給“市容監督員”，且用部分罰款支付補貼，實際是用法定權力做市場交易。這種交易表面上看有利於政府部門的管理，實際卻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權力變現”，不僅從根本上摧毀公眾對於公權的理解，而且從內心深處激發人性之惡。

　　有了權力可以幹什麼，可以得到什麼？邵陽將80%的罰款返還給“市容監督員”已經明確做了回答。在相關報道中可看到，那些被罰款車主儘管的確涉嫌違章，但大多是無心之過，甚至他們的違章，交通標誌設置不合理也難辭其咎。在許多時候、許多城市，這種輕微的違章行為不會得到懲罰，但在罰款返還80%的經濟激勵下，細微之錯卻必定招來“執法必嚴”。這樣的“執法必嚴”，究竟是為了市容而執法，還是為了罰款而執法？那些被罰車主的真正價值，未必在於他們違章了，而是他們的違章成了掙錢的理由。

　　市容監督可以是一種增加個人收入的途徑，這是權力變現之於“市容監督”最突出的逆向激勵。在這樣的激勵之下，市容監督只能異化為目的邪惡的經濟行為；聘請“市容監督員”也不再是什麼政府服務外包，不再是什麼“城市是我家，愛護靠大家”，而是以正義目的為掩護的“挑動群眾鬥群眾”。

　　也許有人還會説，那些車主的確違規，而且這種違規大量存在，罰款是他們咎由自取。但問題在於，我們當然希望有錯必糾、執法必嚴，可如果現有條件無力做到這一點，除了承認自己執法工作不到位，除了抱怨市民素質不高，其他的也還真做不了什麼。正義的目的再怎麼正義，也無法成為不擇手段的依據，更不能成為出讓權力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