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GDP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8%，這一現象被世人譽為“中國經濟奇跡”。然而中國作為其他經濟體很難比擬的特大市場，屬於“巨國模型”，今後我們能不能繼續維持這種高速增長，社會上存有不同的觀點。中國如何才能再爭取20年左右的平穩較快增長呢？

　　筆者認為，一方面，在“歷史的新起點”上，將伴隨著一些原來增長過程的“終結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人力資本制約。人口紅利經過頂點之後，將面臨向下的收斂趨勢。與此同時，低成本勞動力相對優勢將逐步消失。二是資源環境制約。特別是由於大宗原材料與能源定價力量的缺失，導致中國在資源博弈的國際市場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局面。同時環境問題迅速上升，一些地方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此外，若干發達地區原來依靠土地批租方式取得大宗收入支持本地實施發展戰略的模式，也隨著“地皮”限制而難以為繼。三是從生産力物質層面上升到人際關係、生産關係層面的一些制約因素的凸顯。例如，分配關係、財産關係以及所帶來的人際關係、社會問題的矛盾壓力。這種制約往往把我們處理經濟問題的可能邊界與彈性空間大大壓縮，使經濟問題更容易“政治化”。四是原行政、政治體系中某些因素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適應程度明顯上升。

　　諸如此類的各種因素交互影響、綜合作用，將會給我國經濟社會運行帶來很大壓力和制約。比如“潛在增長率”下降、“幸福感挑戰”升級、社會矛盾繼續凸顯等。

　　但在另一方面，在我國經濟發展中也存在一些能夠對衝下行因素的力量。

　　首先是城市化率的上升所帶來的成長效應。雖然我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0%這個標誌性臨界點，但根據其他經濟體的經驗，城市化率要一直上升到70%-80%的區間才會相對穩定下來。這一過程必然會帶動物質産品加上金融資産的資本潛力進一步釋放，以及人力資本、土地資源資本化等諸多潛力的釋放。特別是人力資本潛力，對經濟的繼續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貫徹科學發展觀和走創新型國家發展道路中“科技是第一生産力”的作用。作為國家的大政方針，走創新型國家發展道路的具體落實，將使新興産業發展帶有明顯的高科技化、技術密集等特徵，並促進傳統産業也實現必要的升級換代。其中，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勞動者等三大生産力要素與科技之間，並非表現為簡單的並列、加總關係，而是在三大要素之上施加一個科技的乘數，科技以乘數作用使生産力升級換代進一步解放，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産率水平。這體現的正是中國的後發優勢，因而也正是維護和支撐我國經濟、社會良性發展的重要希望所在。

　　第三，中國現實生活裏的政治週期因素。今年秋冬即將召開黨的十八大，將解決中國決策當局又一個十年的高層人事安排問題。這可為全面優化中國的中長期發展創造穩定的政治環境，其正面效應將會維護髮展局面，支持新一輪改革創新。

　　第四，在“頂層設計”下上下互動取得配套改革的紅利。例如，新一輪“價稅財連動”改革中的資源稅改革，其效應決不能僅從財稅視角來考慮。它將帶來多重的正面效應，形成長期、可持續的節能降耗杠桿，建設“兩型社會”合理的“內生性”制度安排，以及構建科學的發展機制，助益地方稅體系建設和省以下分稅制落實等等。同時，它還將引發行政體制、社會管理體制等配套改革，從而産生緩解矛盾、對衝經濟制約因素的力量。諸如此類的配套改革紅利，將在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大量出現。

　　第五，“社會管理紅利”。在攻堅克難的配套改革中，決策主體、管理主體與社會公眾更為有效的互動，通過不同利益集團在“共和”概念下的良性博弈，尋求最大公約數，這方面顯然具有目前發掘遠遠不夠的巨大空間。這是十分值得努力爭取的一種“社會管理紅利”。

　　總之，我國雖仍面臨著諸多困難和矛盾，但如果實質性堅持改革創新，積極穩妥處理好各種矛盾，大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與潛力，我國仍能再爭取20年左右的“黃金髮展”高速增長期。▲（作者是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