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在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在經濟進入轉型的關鍵時期，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重申“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係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要使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經濟發展方式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發展，發展立足點從“速度至上”轉向“質量和效益優先”的新思想，為轉變發展方式指明了方向。可以説“四化同步”思想、“創新驅動”思想、“質量和效益優先”思想是講話在轉變發展方式上的三大重點和亮點。

　　（一）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是保障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從經濟“失衡”走向經濟“均衡”的關鍵。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後勁”。我國城鎮化水平已經超過50%。城鎮化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大的潛在內需，也是支撐中國經濟未來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長的最大動力。如果説工業化在某種意義上主要是創造供給，那麼城鎮化則主要是創造需求。城鎮化不僅是引發消費需求、帶動投資增長、推動經濟服務化的重要途徑，而且是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實現安居樂業市民夢的重要手段。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必須建立在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礎上，以産業為支撐，實現城鎮化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四化”協調發展。第一，城鎮化要與工業化、與製造業由大向強轉變相協調，城鎮化要建立在以製造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基礎上，防止“産業空心化”。推進製造業轉型升級，鞏固城鎮化的實體經濟基礎。第二，城鎮化要與農業現代化相協調，加快城鄉統籌，通過現代化釋放更多勞動力，促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以城鄉統籌為導向，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縮小城鄉差距，推進農業現代化，促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第三，城鎮化要與信息化相協調，在城鎮化進程中通過建設智慧城市來提高城鎮化質量和獲取城鎮化發展紅利。當前中國也需要反思在城鎮化過程中的五種偏向：過度依賴土地財政、人口過於集中于大城市、過多的非家庭式城鄉人口遷移、過高的半城鎮化和城市間惡性的GDP硬實力競爭等多種偏向，實施均衡城鎮化發展模式、解決城市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問題、鼓勵農民工家庭式遷移和就近轉移、推進農民工與市民的平權、推動各城市政府注重民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二）中國經濟正處於一個轉型的關鍵時期，要使創新成為經濟轉型的新引擎，實現經濟發展從廉價勞動力的“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重中之重。胡錦濤總書記在談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時強調“扎紮實實抓好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經濟學家認為，後發國家要經濟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即要素驅動階段、投資驅動階段、創新驅動階段和財富驅動階段。改革開放30年，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位居第二，製造業第一，出口第一，外匯儲備第一。但我們取得的這種輝煌主要得益於廉價勞動力的低成本戰略和投資拉動。競爭武器來源於“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的“五低”，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四高”代價，結果是經濟規模大，但大而不強；經濟增長快，但快而不優；雖然快速提升了GDP，但無法創造高利潤；雖然生産了大量産品，但無法創造品牌；雖然吸收了大量的就業人口，但無法大幅度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存在著六個過度依賴，即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拉動，過度依賴出口和外資的外需拉動，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的要素驅動，過度依賴房地産支撐，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以及過度依賴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長。城鄉結構、産業結構、階層結構、分配結構和消費結構等經濟內在結構之間存在不同程度失衡。如果説過去的30年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華麗轉身是第一次轉型，那麼如今我們正步入實現向高收入國家轉變的第二次轉型時期。在第一次轉型過程中，我國依靠“人口紅利”和“土地紅利”等要素驅動成功跨越低收入國家的“貧困陷阱”，那麼在第二次轉型中，我們必須要努力在“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兩個領域進行調結構和促轉型，推進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可持續的良性循環、財富增長與民生需求的均衡協調，國內市場需求擴大與國際市場競爭力提升緊密結合，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構建起“內需主導、消費支撐、均衡發展、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充分利用改革形成的制度紅利和創新形成的技術紅利來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立足點要從“速度至上”轉向“質量和效益優先”的軌道，正確處理質量、效益和速度的關係。胡錦濤總書記在重申“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係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同時，強調必須“堅決執行中央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決策部署，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當前，美國經濟復蘇緩慢，歐元區經濟陷入萎縮，全球經濟形勢持續低迷。國內經濟也持續下行，實體經濟要素流失嚴重，中小企業生存困境加劇，政府宏觀調控面臨“兩難”選擇。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處理好“穩增長”和“促轉型”之間的關係。當前，要利用經濟下行的壓力，推動經濟轉型。不能再靠無效投資和放鬆房地産調控的“老辦法”來穩定經濟增長。當前穩增長要採取新的“組合”型政策。一要靠有效投資特別是擴大民間投資，通過減稅費的積極財稅政策調動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不能盲目用“激素”的方法“催生”增長，要按經濟規律讓其“自然成長”；二要培植新的消費熱點，探索將出口退稅轉為居民消費補貼，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使居民消費成為穩增長的持久動力；三要充分發揮欠發達地區的後發優勢，在“東慢中快”和“東慢西快”的形勢下，把中西部打造成“穩增長”的新引擎；四要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尋求房地産調控的長效機制；五要促進出口多元化，努力實現外需穩定。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