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血事業的良性發展，不是靠延長獻血年齡等應急之策，關鍵在於激發內生動力，把公民教育和權利保障有機結合起來。

　　從8月7日起，北京實施獻血新規，無償獻血者用血可以在醫院實時報銷，並且獻血者及其親屬可以優先用血。這些舉措，既有利於保障獻血者權益，也給不少處於“血荒”困境的醫療機構帶來了新希望。

　　儘管根據獻血法精神和各地獻血政策，無償獻血者及其親屬享有免費用血、優先用血等權利。但在現實中，或由於“先繳納血費再報銷”“在哪獻血在哪報銷”等規定的存在，獻血者要實現這些權利，需要走繁瑣的流程，忍受較長的等待，出現了“獻血容易報銷難”。或由於缺乏有力的保障機制，獻血者及其親屬享受不到用血優先權，出現了“獻血容易用血難”。這些問題，不僅打擊了獻血者個體的積極性，其負面效應所及，對公眾的獻血熱情也潑了一瓢冷水，是導致和加劇“血荒”的重要原因。

　　正因為如此，變後報銷為實時報銷，建立常規用血情況下的獻血者優先制度，無疑進一步把“紙上權利”化為了簡便、實在的優惠，這種制度上的調整與創新，對獻血者們來説是個利好，而對社會來説，這意味著獻血激勵機制在走向完善。

　　從這個意義上説，北京的獻血制度探索具有普遍價值。在我國現階段，對獻血者的激勵，主要還是以用血上的優惠、優先為主，但這種權利的落實難，除了報銷操作、優先用血等方面存在的制度缺失，更為嚴重的是地域差異、標準不一造成的權益虛置。

　　比如返還標準，北京最高是獻一返五，有的地方是獻一返三，有的地方是一次獻血終生免費用血，標準五花八門，而且待遇有落差，如何確保同樣的善行得到同樣的激勵？

　　尤其是在社會流動性凸顯的背景下，農民工等跨地域人群的獻血權益如何不成為“地方糧票”？這無疑需要超越局部視野，在頂層設計上統一標準、簡化程序，使獻血者們的權利獲得更為堅實的制度保障。

　　換個角度看，這也説明獻血事業的良性發展，不是靠延長獻血年齡等應急之策，關鍵在於激發內生動力，把公民教育和權利保障有機結合起來，既培養人們獻血的責任感和主動性，同時也保障獻血者的正當權益，對其行為進行有效激勵。簡言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方能匯聚浩蕩的“生命之河”。相關報道見昨天A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