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報》8月3日文章，原題：“人權對話”變對抗為合作

    中美關於人權問題的第十七輪對話剛在華盛頓結束。根據外媒報道，中方向美方簡要介紹了內地改善立法和司法公正方面的努力，包括修改《刑事訴訟法》和基層選舉方面的進展，美方依舊指責中國壓制言論自由和互聯網自由、壓制宗教信徒和少數民族權利，未能履行國際公約規定的勞工權益。主持此次對話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邁克爾．波斯納在會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稱，中國的整體人權狀況在繼續惡化。美方的指責帶有明顯的偏見，是不符合事實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隨著中國經濟建設的進展，中國在民主與法治水平、保護公民權益（如婦女、農民工的權益）、網絡言論自由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這是不爭的事實。而要中國完全複製美國的體制和做法，那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中美合則兩利

    人權問題是中美兩國之間有分歧的領域。美國是一個意識形態色彩非常強烈的國家，美國人自以為是上帝的選民，以美國的價值觀改造全世界是美國的天定命運。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説的，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一廂情願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在十九世紀，美國通過中美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一次一次地強化美國在中國傳教的特權。美國傳教士從不諱言，他們的目的是要教化中國，也就是用美國的價值觀改造中國。推廣美國的價值觀是美國外交的一個傳統，至今仍是這樣。

    這也不是説，兩國之間在人權問題上就完全沒有共同語言。中國也承認普遍的人權原則。在美國則有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同意中國的主張，把生存權和發展權包括在人權之內；如實承認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來所取得的各方面的進步，包括物資生活、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等。早在1990年代，美國一些有識之士已就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爭端提出了卓有見地的意見。時任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的何漢理（Harry Harding）的看法就是一個代表。他主張，中美兩國要走出在人權問題上相互對立的僵局，美國要接受人權的更廣泛的定義；對中國的民主化不要急功近利，要有耐心，因為民主化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它與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許多條件相輔相成；美國的民主是美國社會的産物，中國會發展出美國人所不熟悉的民主制度；中美要努力使人權問題成為兩國間的合作領域，而不是對抗的領域。可惜，至今兩國還沒有能夠做到這樣。

    人權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老問題，但二十多年來，它在中美關係中的地位是有變化的。

    1990年代初有幾年美國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挂鉤，對人權問題的關注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首要選擇，人權問題成了淩駕於整個中美關係之上的問題，成了兩國關係中重於一切的問題；美國把對中國施壓、迫使中國改變政策甚至改變領導作為一項政策選擇。這是對兩國關係的一種扭曲，顯然不符合中美關係的現實，也不符合兩國利益，註定難以持續。

　　施壓無助解決問題

    另一個區別是美國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有了變化。1990年代美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頻頻向中國施壓，除了採用雙邊手段之外，多邊手段也是一個重要選項，包括不斷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美國這種屢敗屢戰的做法使得人權問題一度成為中美關係中的刺激性因素，週期性地干擾了兩國關係。這種狀況直到2001年911事件後才有所變化，原因之一是美國為了建立全球反恐戰線需要中國的支持與合作，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氣氛有所緩和；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在經過多年不成功的努力之後，也認識到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施壓的方法難於奏效，此路不通。

    在1997年10月和2009年11月中美兩國領導人的《聯合聲明》中一再重申，雙方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處理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可惜，美國至今沒有完全落實這一聲明。冷戰後二十多年中美在人權領域交鋒的歷史表明，作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持久存在的問題，施壓與對抗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只會激化矛盾，破壞中美關係的穩定大局；平心靜氣的對話和交流才能構建雙方在人權、民主、法治領域的相互信任，把這個對抗的領域變成合作的領域。（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