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略預測公司網站5月15日文章】題：法國的戰略(作者美國戰略預測公司總裁喬治弗裏德曼)

　　新上任的政治領導人並不制定新的國家戰略。相反，他們調整現有國家戰略。奧朗德宣誓就任法國總統後，馬上前往柏林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晤。會談的潛在議題是：在德國佔據優勢的情況下，法國極力在歐洲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

　　設法適應現狀

　　兩大事件決定了現代法國戰略。首先當然是拿破侖1815年慘敗，英國崛起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海上強國和歐洲頭號帝國。這使法國不再具備挑戰英國的實力，只得設法適應現狀。

　　然後是在1871年，普魯士人擊敗法國並統一德國。戰敗後，法國被迫向德國割讓領土，而且不得不接受在本國東部邊界存在一個統一的強大國家的現實。從那時起，法國的戰略難題就是存在一個統一的德國。

　　法國當時的對德戰略是打造防範德國的同盟架構。首先，法國與英國結盟不是因為該國國土遼闊，而是因為英國海軍能阻擊德國，從而使其無法發動戰爭。第二個盟友是俄羅斯。該國幅員遼闊，一旦開戰，就有可能使德國陷入一場兩條戰線的戰爭。與英國和俄羅斯建立盟友關係後，法國覺得戰略難題得到了解決。事實並不完全如此。在各國軍隊結盟的情況下，柏林堅信自己必須率先出擊，消滅一個敵人，以免同時在兩條戰線作戰。在一戰和二戰中，德國都試圖首先消滅法國。

　　形成獨立能力

　　二戰後，夏爾戴高樂認識到，法國無力與美國和蘇聯在全球舞臺上展開較量。與此同時，他希望法國重新獲得在必要時不受兩個主要大國擺布、獨立採取行動的能力。出發點之一是國家主義。此外還有對美國人的不信任。戰後美國和歐洲防務政策的形成是為了遏制蘇聯。戴高樂擔心如果發生衝突，美國可能不會向歐洲提供充足的幫助。美國的意圖和英國一樣，是維持歐洲的勢力均衡。如同拿破侖時代戰爭中的英國一樣，除非歐洲人耗盡蘇聯的氣力，否則美國不會充分承擔起作戰的責任。在戴高樂看來，美國人在一戰中就是這樣做的，在1944年中期出兵法國並剿滅納粹德國時也是一樣。戴高樂理解國家利益。但是，他認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與法國不同。

　　儘管如此，他也明白，法國單槍匹馬無法抵擋蘇聯。他還知道，無法輕易説服西德和英國與法國結盟，從而把歐洲統一到一個能夠自衛的同盟架構中來。戴高樂選擇了次佳的戰略，也就是形成獨立軍事能力，能嚇阻蘇聯對法國領土發動攻擊，同時又不必求助於美國。用戴高樂的話來説，關鍵是獨立的核力量，足以在蘇聯發動攻擊的情況下“斷其手臂”。

　　不過，戴高樂這種思維的核心是一個更深層的理念。法國夾在美國與蘇聯之間，歐洲支離破碎，一半被蘇聯控制，另一半處於美國支配的北約控制之下，所以他認為法國的命運握在兩個超級大國手中，而他對這兩個國家都不信任。他堅信，為了維護法國的安全，歐洲必須出現第三股勢力，以遏制美國和蘇聯的力量。

　　反對損失主權

　　歐洲選項的概念並不單純源自戴高樂的戰略分析。在歐洲各國(尤其是法國)看來，通過安全聯盟(比如北約)和某種形式的經濟同盟來締結深層關係是結束1871年開始的暴力競爭循環的可取手段。

　　戴高樂支持經濟一體化和形成獨立的歐洲防務能力，但他反對所有導致法國損失主權的理念。主權國家簽署的條約可以制定、修改乃至在必要時作廢。邦聯或聯邦則意味著將主權拱手讓人，喪失國家層面上的決策權。

　　戴高樂反對北約架構，因為該架構在事實上限制了法國的主權。北約軍事委員會其實指揮著所有成員國的部隊，在戰時，北約駐歐洲最高司令官(始終是美國人)將自動承擔指揮權。戴高樂不能接受法國軍隊自動與某個戰爭計劃挂鉤，或者自動接受外國人指揮。需要的時候，必須由法國做出決定，而不能由其他國家代勞。

　　從這個意義上講，戴高樂的想法不同於歐洲一體化支持者的極端構想。後者認為最終要形成一個美國式的歐洲。他認為英國人無論簽訂何種條約，都始終追求自己的利益。如同英國人一樣，他願意建立主權歐洲國家的同盟，但反對形成把法國作為一省的邦聯。

　　發揮主導作用

　　戴高樂深知日後將形成的歐盟的弱點，那就是國家利益總是受制於人。無論各國在這個廣泛體系中的位置多麼確定，只要各國領導人要對本國民眾負責，一體化在危機期間就無法發揮作用，而且會將原有危機變成主權危機，從而使之惡化。

　　不過，戴高樂還希望法國在歐洲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他知道，只有與德國結盟才能做到這一點。他深信，考慮到二戰造成的心理影響，法國可能會在這一關係中佔據優勢地位。

　　戴高樂認為法國必須謀求自身利益。他的繼任者接受了這一主張。如同戴高樂所説的那樣，法國單槍匹馬無法與世界超級大國較量。法國需要與其他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結盟。這必須是經濟和軍事意義上的同盟。但是，隨著蘇聯解體，近在眼前的軍事威脅不復存在。作為冷戰結束後的法國總統，希拉克和薩科齊認為，僅憑經濟關係就能實現戴高樂的構想。

　　奧朗德在這種背景下訪問德國。儘管薩科齊被視作德國的忠誠盟友，但奧朗德未必會支持德國為化解歐洲危機而制定的方案。在冷戰後的法德關係中，這有點令人困惑，但這恰恰是戴高樂所能接受的。法國的經濟需求與德國不同。缺乏協調的協調方案是危險且無法執行的。有時候需要堅決説“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奧朗德是社會黨人，在意識形態方面是戴高樂主義的敵人。不過，正如我們所説的，大多數總統並不制定戰略，而只是調整現有的國家戰略。看起來，奧朗德現在將非常緩慢地著手採取戴高樂式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