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來，轉基因技術並沒有帶來最初危言聳聽者所預言的可怕後果

　　●激烈反對轉基因的結果，只能是減慢我國新興的技術開發

　　一個剛剛拿到哈佛大學助理教授職位的科學家，目睹群眾示威遊行、耳聞諾貝爾獎得主嚴厲聲討他正投身的新興科學技術，面對地方政府“不準做”的禁令，只好望風而逃。

　　這是1976年發生在美國的真事，被嚇跑的科學家叫Maniatis。他是1970年代基因工程所需要的系列技術中幾個重要技術的發明者之一，42歲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1985年任哈佛大學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系主任，2009年起任哥倫比亞大學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系主任。他在1982年主編《分子克隆》一書，是全世界學習基因技術的教科書。

　　美國在1970到1980年代初，曾經出現一批人圍剿正在起步的基因克隆和操縱技術。雖然從1950到1970年代美國的科學飛速發展，還是有人懷疑重組基因技術的安全。有些懷疑是因為不理解剛剛興起的基因技術所導致，但有些是超越自己知識範圍越界扮演權威的蠻橫所造成。比如哈佛的George Wald教授，因為研究眼睛中光化學獲得1967年諾貝爾醫學獎。但是，Wald並不懂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曾犯過非常初級的錯誤。在1970年代，他公開出面反對基因工程，有些用詞聽上去很嚇人。那時還有人説基因工程用的細菌會特別危害婦女，嚇的一些女性不敢在實驗室附近工作。

　　Maniatis于1976年獲得哈佛大學助理教授職位，但鋻於當時的形勢，他無法去哈佛上任，而是先逃到紐約的冷泉港，發明了一些迄今仍然常用的基因克隆技術。幾年後，他發現哈佛還不能做基因克隆，就跑到加州理工學院。直到麻省鬆綁以後，才到哈佛任教。

　　三十多年來，轉基因技術並沒有帶來最初危言聳聽者所預言的可怕後果；對於此技術進一步的應用，導致轉基因食物的産生。

　　近年中國反轉基因的聲音不少，甚至出現了科學家在作學術報告時有人鬧事的非正常現象。

　　大眾對轉基因動植物持謹慎的態度，對新技術和新産品要求高、要求嚴，很自然、合理。但是，目前有些人過激批判轉基因動植物，甚至以無依據的説法和謠言壓制我國研究轉基因動植物，甚至妖魔化相關科研人員，卻是令人擔憂的問題。

　　我認為，需要注意公司為了利益而壟斷技術。一些農業公司為了盈利，設置關節使其他人非得每年向他們購買種子。我國需要用政策對付這種壟斷，也更需要科學家以自主技術打破壟斷。但是，如果對於不是主要問題的安全性過度批判而阻礙我國研究新技術，反而有利於技術領先的國外大公司繼續壟斷，阻礙我國轉基因技術的産業應用。國外大公司不可能因為我國的反對而不做轉基因産品，在我國激烈反對轉基因的結果，只能是減慢我國新興的技術開發。在我們本來不領先的情況下，減慢技術發展無異於産業自殺。

　　還有一種貌似公允、實為謬誤的説法：轉基因食物現在沒有危害，但是不能保證幾百年後、幾代人以後沒有危害。按照這種邏輯，計算機、手機之類新産品應該禁用。事實上，我們生活中的許多常用物品，並沒有人去證明——也根本無法證明——它們“幾百年以後無害”。

　　我自己和轉基因商業化無關。但是，和近三十年很多做生物研究的一樣，多年來我用過很多轉基因動物做實驗，製造過用於科學實驗的轉基因動物，而且經常接觸轉基因動植物。以前也有人説用轉基因做研究很危險，但我們上萬人證明沒有問題。現在有人説轉基因食物有問題，並無證據，而是像三十年前的危言聳聽一樣。實際上美國93%的大豆都是轉基因、玉米86%是轉基因。美國人直接食用轉基因食物，也吃食用轉基因食物飼料的動物，這兩個群體加起來數量很大。一般懂得現代分子生物學的人，絕大多數不拒絕食用轉基因食物。

　　對轉基因不理解的人本無惡意，要求“謹慎”也無可厚非。但是，一些過分的反基因人士卻以無知和偏見來煽動大眾。有些雖在學術機構工作但並不懂現代分子生物學的人，正在重演三十多年前美國反轉基因教授George Wald的角色。他們危言聳聽，極力全面批判和反對轉基因動植物。這些聲音對公眾有很大的欺騙性，對我國的農業和科技發展有相當的危害性。現代生物科學和轉基因技術都有紮實基礎，願意關心的人們可以通過一些書和可靠的文章獲知實情。在生物技術産業還從來沒有在中國起飛的情況下，幼稚地打擊中國轉基因技術的應用，會損害中國生物産業、阻礙經濟發展、也不利於人民健康。如果中國不自主研發轉基因的經濟作物，最後必將完全依賴西方。

　　在經濟發展但人民生活還有待改善的時候，對於亟需應用的新技術，人們應該理性對待，防止極端傾向氾濫。

　　（作者為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