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首度披露偵辦足壇腐敗案細節

　　調查取證一年往返30余個城市　為免干擾辦案場所三易其地

　　編者按 隨著首批48名涉案被告人一一受到法律制裁，兩年前掀起的中國足壇反腐風暴，終於取得階段性成果。接下來，還將有一批涉案人員出庭受審。在偵辦足壇腐敗案件過程中，檢察機關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其中又有何艱辛？本報記者日前專程趕赴遼寧瀋陽、丹東、鐵嶺採訪，希望通過這組報道，讓讀者了解到包括檢察機關在內的執法和司法機關為辦案付出的艱辛和努力，共同期待中國足球在寒風過後，痛定思痛，涅槃重生。

　　3月28日，有媒體消息稱從司法系統了解到南勇、謝亞龍兩人將於4月分別在遼寧鐵嶺和丹東兩地中級法院受審。3月29日，《檢察日報》記者就此向鐵嶺、丹東方面求證，鐵嶺市檢察院及丹東市檢察院相關負責人均表示目前尚未知悉任何有關4月份開庭的消息或通知。

　　2月18日，遼寧省鐵嶺市中級法院一審公開宣判了一批足壇反腐案件。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原副主任、中國足協原副主席楊一民，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女足部原主任張建強分別被以受賄罪判處十年零六個月和十二年有期徒刑。

　　此批足壇反腐案件，也是鐵嶺市檢察院建院以來查辦的社會影響最大、官員級別最高的案件。

　　本報記者一行近日來到鐵嶺市檢察院，偵辦楊一民、張建強案的檢察官首度向記者披露個中辦案細節，還原足壇“大佬”們鮮為人知的一面。

　　偵查第一步：完成證據轉換

　　2009年4月，隨著王鑫新加坡賭球案的東窗事發，一場足壇反賭掃黑的大幕迅速拉開。2010年4月23日，在接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和遼寧省檢察院指定管轄的指令後，鐵嶺市檢察院30多名反貪幹警立即組成三個專案組，全面展開對南勇、張建強、楊一民案的偵查工作。

　　該院反貪局綜合處副處長楊輝負責楊一民案的證據審查工作，“接案後我們首先要完成的是證據轉換”，楊輝告訴記者，公安機關對楊一民和張建強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立案，檢察院以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決定逮捕，“按刑事訴訟法查辦職務犯罪相關規定，在取證時就必須從公安機關的取證視角轉換為檢察機關的角度。”

　　公安機關最初將罪名定性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是根據楊一民、張建強在中國足協的任職，而足協是社會團體。因此，檢察機關辦案人員首先要證明的是兩人的犯罪主體身份。在半個月的時間裏，專案組人員數次往返國家體育總局，調來楊、張二人的檔案材料及總局黨委會研究兩人任職的會議紀要，證明二人是總局足管中心派到足協工作的國家工作人員，足協行使的是足管中心的職責，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這樣偵查人員就可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入手開始展開對二人的調查取證工作。

　　“公安機關提供的嫌疑人供述的線索多，但是要深挖其他犯罪，且在法庭上這些證據能夠立得住，受賄的數額、筆數都要搞清楚，這就需要我們付出很多辛苦了。”楊輝粗略估算了一下，從2010年4月到2011年4月的一年時間裏，專案組跑了全國30余個城市，對10余個足球俱樂部負責人進行調查取證，行程10萬多公里，形成卷宗70余冊，案卷材料2000余份。為了排除媒體及外界干擾，辦案地點甚至三易其地。

　　交鋒楊一民：從外圍入手

　　楊一民是中國足協裏被人羨慕的一位官員，從安徽省二隊的替補守門員到後來順利考入北京體育大學，讀完了本科和碩士研究生，並相繼擔任北體大足球教研室副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國足協技術部主任、聯賽部主任、足協副主席等多個要職，一路走來幾乎沒有遇到大的坎坷，以至於他進了看守所以後態度仍然沒能轉換過來。

　　“一開始審訊楊一民時他態度很傲慢”，鐵嶺市檢察院反貪局偵查處副處長劉永躍向記者回憶起提審楊一民時的場景，“他人很精明，警惕性很強，每次進審訊室後都要環視四週，仔細打量辦案人員。他強調最多的是‘我是知識分子，出了很多書，有很多學術成果，我對足球事業是有過貢獻的’。各種辯解很多，且時供時翻，有時前一天承認，第二天又翻供。”

　　辦案人員耐心傾聽楊一民願意談的內容，先從外圍進行一些一般性訊問，了解楊一民的家庭組成、學歷背景、生活經歷等，然後再給他擺事實，講道理，讓其認清當前從上到下足壇反腐的決心和力度，分析他面臨的處境和將來的出路。

　　在這個過程中，楊一民的思想逐漸發生轉變，他對辦案人員表示，自己確實辜負了黨的培養，再不交代，對不起黨和人民的培養，對不起全國的球迷。後來楊一民相繼供述了多起受賄事實，和最終庭上供述的基本一致。

　　楊一民在看守所裏，最惦記三個人：妻子、女兒和妹妹。每次一提起她們，楊一民都忍不住痛哭流淚。“他的親屬比較配合工作”，劉永躍回憶起一次楊一民的愛人聯絡到他，希望轉告楊一民，女兒在國外很懂事，邊打工邊掙學費，讓他不用惦記，好好配合交代。辦案人員轉告後，“他一下子就嚎啕大哭起來”。

　　面對訊問：張建強態度最好

　　張建強是目前出庭受審的前足協官員中受賄金額最高的，總數高達273萬元人民幣。鐵嶺市檢察院反貪局偵查處副處長王光告訴記者，雖然張建強受賄數額最大，但是其本人認罪態度一直較好。

　　張建強被捕後，其父母及親屬主動配合司法機關的工作，將大部分受賄款退贓。2010年春節時，張建強的家人照了張全家福。張建強聽説後，就跟辦案人員提出能否讓自己看看這張照片。辦案人員滿足了他的要求，到北京找到其愛人帶回照片。

　　當張建強看到這張全家福時，他在辦案人員面前流了淚。“他本人對檢察官非常感激，也很認同我們這種以真心換真心的做法，主動交代了許多受賄事實。”王光説。

　　張建強的英語水平較高，曾翻譯過多部體育類外文書籍。在提審時，他除了經常忐忑詢問“我能判多少年”之類問題，還幾次表示出獄後想寫一本關於足球的書。

　　辦案檢察官拎著馬扎上火車

　　在審理楊一民、張建強案的過程中，為了及時做到供證相互印證，防止嫌疑人供述後翻供，專案組經過反復研究，採取三種措施固定審訊證據，“比如楊一民案，每次訊問筆錄中我們都要記錄下他的認罪態度，有沒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等情況，”楊輝説，“我們還要他本人當場寫一個親筆供詞，認罪態度如何，都要寫下來，同時還要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確保公正執法。”

　　在歷時一年的調查取證中，專案組成員深感“兩大一難”：壓力大，責任大，取證難。楊輝説，“由於足壇反腐案涉及省份、城市太多，每到一地都要想法找到證人，但證人不太好找，有時費了好大勁找到了，又不配合工作。”

　　在取證過程中，專案組成員一心辦案，心無旁騖。“我去濟南幾次，雙腳著地的地方就兩個，賓館和機場。”王光笑著説。

　　“很多證人都説本地方言，辦案人員得仔細聽仔細記，聽起來很費勁，有時一個證人涉及幾個專案，為了節約成本，就去一夥兒承辦人，幾個案子的證言就一塊兒取了。”楊輝説。

　　王光出差會隨手拎個小馬扎，“時間緊時買張站票就上火車，帶個馬扎方便，一路站到終點，有時腿真吃不消。”

　　談到張建強案的取證，王光説，“張建強受賄的證據、取證對象很多涉及1997年到1999年的俱樂部，俱樂部現在要麼解散了要麼轉手了，有的人員出國或聯絡不上或已死亡等等，這些都給取證增加了障礙。”

　　王光的愛人張盡翠也是足球系列案中公訴賭球的專案組成員，夫妻二人齊上陣，剩下孩子一個人。“辦案絕對不能分心，孩子只能交給老人照看了。”王光感慨地説，“案子辦下來了，給廣大球迷和各方都有個交代，累點苦點，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