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尚武”這個名字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已經10天了，今天上午，記者與張尚武已經聯絡不上了，據説他“悄悄退房走了，但沒有離開北京”。

　　“轟動效應”過後，一切慢慢歸於平淡，民眾的支持與救助已經足夠，接下來張尚武要拿出真本事來證明自己能夠適應社會，證明自己不是只在特定場景下有用的所謂“工具”。

　　尚武成名：悲劇抑或鬧劇

　　越來越多的人給張尚武在過去一週的表演貼上“無奈”標簽——原本只想博些同情的張尚武沒想到漩渦越卷越大，卷到他身不由己成為民眾對我國現行體育制度進行論證的實例。

　　但在“世界冠軍街頭賣藝”所引發的巨大爭論背後，卻難以得出“體育體制敗筆”如此簡單的唯一結論——事實上，相比5年前遭遇欠薪的艾冬梅和只領取到幾乎可以忽略的退役補償的鄒春蘭，按照規定選擇“自主擇業”且領取到6萬元足額退役安置費的張尚武已經算是幸運兒了，但艾冬梅和鄒春蘭兩個人的淳樸善良和對“自食其力”的堅持，正是自以為“胸懷大志”的張尚武所欠缺的。

　　“6萬元應該説可以保證一個青年人學到一技之長了，社會上那麼多技能學校，一學期的學費大概在1萬元左右，我想如果張尚武在退役時做好自己的退役規劃，完全沒道理要淪落到街頭賣藝乞討掙錢。”北京社科院體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告訴記者，“所以，‘體制’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他個人也應該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

　　張尚武2003年離開國家隊，2005年退役，據國家隊和省隊以及短暫停留過的八一體工大隊相關人士回憶，他們對張尚武的印象大多是“因為違紀受過處分”。2007年，感到自己不被社會認可的張尚武先後在他熟悉的幾所體校盜竊他人財物，北京警方將其抓獲後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最終張尚武因盜竊罪被判刑4年8個月，後減刑為3年10個月。

　　“刑滿釋放人員的安置各地都有規定，據我所知，有的地方還有一些就業扶持政策，比如辦理工商執照或者從銀行貸款都可以享受優惠政策。”金汕説，“張尚武離開監獄以後需要自謀生路，但他選擇賣藝乞討對他個人而言可能不是最恰當的。”

　　今年4月，張尚武服刑期滿離開了河北衡水監獄，他來到北京在街頭乞討，而之所以離開河北老家選擇北京乞討，是因為“北京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張尚武這個想法是“明智”的，他果然在北京引起了社會關注，“世界冠軍淪落街頭賣藝”這一標準的新聞事件更適合媒介傳播，也更適合民眾“圍觀”，只是張尚武能不能最終達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現在還不是給出結論的時候。

　　當眾多媒體問到他的理想時，張尚武還能侃侃而談，“我不會回河北，我就要在北京脫貧致富，等有了經濟基礎再做大事，我有這樣的能力”。如果“一夜成名”體現出了張尚武的能力，那麼當民眾對張尚武“賣藝”的同情轉化為對張尚武“賣身”的同情，至少張尚武在獲得“成功”的道路上，不會再像“出名”這麼一帆風順。

　　體校鏈條：固守尚須變革

　　在“牢獄之災”、“街頭賣藝”、“一夜成名”等種种經歷之後，張尚武的真實面目卻越發模糊，在本報記者對張尚武的採訪中，張尚武唯一沒有前後矛盾的説法只是“從小在體校和專業隊練體操，沒受過教育，所以退役以後什麼都幹不了，世界冠軍也白搭”。

　　專業體校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缺失，正是造成運動員成長經歷“先天不足”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張尚武只是“大學生運動會冠軍”，身上既無奧運會冠軍光環又無世錦賽冠軍、全運會冠軍等體育界共同認可的冠軍頭銜。那時，為滿足“以金牌揚國威”的政治需求，並不具有正式學籍的專業運動員被徵召入隊參賽不是秘密。因此，將責任歸咎於舊有體制“既簡單又方便還有效”。

　　“在我看來，由單純體育系統培養人才向體教結合方向靠攏是大勢所趨，但雙方完成合作規劃至少需要10年，原因很複雜，最重要的一點是競技體育仍然在我國體育體系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地方體育局官員告訴記者，“去年廣州亞運會引發過一場爭論，就是討論‘舉國體制’的優劣。不管外界如何考慮，至少目前我國高水平的競技體育還絕對離不開‘專業體校’和‘舉國體制’。”

　　這位官員甚至用中國體壇最具轟動效應的3名運動員舉例：“劉翔就不用多説了，他始終沒有離開過國內的競技體育體系；姚明也是從小進入徐匯體校再進入上海青年隊一路打出來的，而且他在進NBA前就已經是國內頂尖中鋒了；李娜的確是‘單飛’之後拿了法網冠軍，但李娜8歲就上了新華路體校(武漢市)，12歲被選進湖北隊集訓，如果沒有這段經歷，她也很難獲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所以對‘專業體校’和‘舉國體制’不能以偏概全。”

　　由此可見，由“體育強國向體育大國”的轉變難度，並不亞於數十年來幾代體育人嘔心瀝血推動中國體育由“體育弱國向體育強國”的發展。

　　“大部分城市的初級體校，是我國培養高水平運動員的必經之路，很少有哪位冠軍沒有少體校的經歷。”金汕説，“只有希望孩子將來成為職業運動員的家長，才會選擇將孩子送入市級少年體校，而基層教練正是在市少年體校進行第一次篩選。”

　　體校文化教學質量低下幾乎是導致各級體校生源緊張、運動員與社會脫節的唯一原因，越來越多的家長不願以犧牲孩子的文化教育為代價培養其體育才能，“將體校搬到學校”成為眾多體育界專家的共識。

　　兩個月前，國家體育總局青少司組織的“2011年全國體育運動學校校長培訓班”在北京什剎海體校結束第一期課程，北京什剎海體校走出過38位世界冠軍、7位奧運冠軍，是北京市高水平競技體育人才培養基地。校長李貴成告訴本報記者：“近年來文化教育已經被提到和專項訓練同等重要的程度，目前體校學習與訓練各佔半天時間，上午學習，下午訓練。我們的宗旨是培養全面發展的具備競技特長的學生，不要只會訓練比賽沒有文化基礎的學生。”

　　就業規劃：他助更要自救

　　“中專體校”和“業餘體校”、“專業體校”對於文化課的逐漸重視，證明近10年來“體教結合”的社會呼籲並非全無用處。征戰中甲職業聯賽的北理工足球隊總教練金志揚告訴本報記者，中小學和高校應該是中國體育最豐富的人才寶庫，但“多年來體育和教育一直不兼容”，所以現在很多運動員會在退役後感覺“兩手空空”。

　　“除了專項不會別的，退役當然不知道自己能幹什麼，世界冠軍可能還有所保證，但大部分運動員享受不到特殊待遇。”金志揚説，“實際上足球的淘汰率更高，每年一大批從體校出來進不了職業俱樂部梯隊的孩子自尋出路，他們球也踢不好，別的也不會，這已經是個社會問題了。”

　　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中心從2006年開始開辦專門針對退役運動員舉辦創業培訓班，但依靠政策救助絕非退役運動員重新開始生活的長久之計，記者在採訪中發現，越來越多的運動員在訓練之餘開始有選擇性培養自己的“業餘愛好”。

　　與李寧、鄧亞萍、楊揚等退役運動員的高端轉型不同，去年退役的排球運動員趙蕊蕊這個月剛剛完成自己的第二本奇幻小説，書中插圖均為趙蕊蕊親手所繪。相比退役後深感無所適從的運動員，“有備而來”的趙蕊蕊完成轉型顯得格外順暢。

　　上周剛剛31歲的中國體育里程碑式人物姚明宣佈退役，在退役儀式上姚明表示自己“未來從上學開始，年底之前就要開始學業”，“無論從政從商，上學都是首先必須的”。姚明已經聽説過張尚武的故事，在他看來，運動員退役的時候通常沒有太多選擇，而且“運動員為了訓練放棄很多學習機會，所以即便給他職業選擇也無濟於事”。按照“姚之隊”負責人章明基的説法，姚明上學“不僅局限于學習某一方面”，還要補習中學基礎學科知識以充實自身。

　　運動員的學習需求也使得各運動隊開始重視文化課程的安排，例如冬季運動管理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體育大學合作，由學校組織教師為運動員開設各種課程，以避免運動員在退役後“除了運動成績一無所有”。而在中國田徑隊和各重競技項目運動隊中，訓練之餘“學習英語”也成為很多運動員的共識。

　　因此無論政策如何完備，運動員要想在退役後完成人生的第二次“創業”還需要自己做好規劃。今年5月國際奧委會運動員事業規劃項目負責人帕特裏克來到北京體育大學，為北體大冠軍班的退役運動員講解職業規劃。體操名將李小鵬在課後告訴記者，獲得一個理想的工作崗位“只有通過學習受教育這一條路才能在社會中獲得成功”。

　　本報北京7月23日電